第十四章国富？民富？
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变革派和保守派的争论焦点就是“国富”还是“民富”，就具体策略而言，就是“抑兼并”还是“不抑兼并。”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就是“抑兼并”。
历来“抑兼并”者都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削富益贫为的是百姓均平；一是财政方面的，即“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其实际动机则多是出自财政理由，即通过经济垄断以充实国库。
历史上历次大规模的抑兼并运动，都是在王朝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发动的，而“抑兼并”的直接结果则是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极度膨胀，从而形成所谓“国富民穷”的局面。
从商鞅、桑弘羊、王莽直到王安石，都是打着平均主义的旗号来扩充国库。
但贫苦百姓对这样的“右贫抑富”毫不领情，他们纷纷投到富民那里去反抗官府，比如王小波、李顺，还有宋江，都是富人，都是庄主带领庄客造官家的反，所以说，多数王朝的崩溃都是朝廷“汲取能力”过分强化而使民间不堪忍受所致。
王小波、李顺造反，其真实原因就是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之争，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反对统购统销的大变乱。当时朝廷在四川设置“博买务”，实行博买政策，就是茶丝帛由官府统一购销，官府低价强购，不卖给官府不行，这样一来，茶丝帛商就赚不到钱了，农民卖的价格也很低。四川茶商茶农非常多，他们利益损失最大，于是就激起了四川茶农一致反抗。李顺就是四川青城有名的茶叶贩子。
宋江造反的原因是一样的。朝廷增设了西城刮田所，西城刮田所是当今皇帝和蔡京等人搞出来的新政，一般老百姓只准有多少多少土地，其余的土地一律归公，然后派出很多人去刮田，这些多余的土地、山林、湖泊统统收归国有。
这个政策听起来也很不错，但贪官污吏太多了，他跑到一个地方，你不给他贿赂，那你即使土地很少，他也说你是大地主，于是土改扩大化了。很多中农，甚至是下中农，因为贿赂太少，或者没有贿赂，他就把你的土地给拿走了。当然了，如果你是大地主，有钱贿赂，他也不会没收你的地。
宋江是梁山泊边的一个庄主，因为梁山泊“公有”了，大家日子过不下去了，没有活路了，于是造反了，而起因就是国家搜刮百姓，与民夺利。
类似于博买务，西城刮田所的国家搜刮机构现在很多，比如造作局、苏杭应奉局造作局、苏杭应奉局等等，它们在南方，是为搞花石纲而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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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不抑兼并”的道义理由则是所谓“官不与民争利”，然而真的实行起来就大有奥妙了。
“官”与“民”是一对对立范畴，有双重含义。“民”可以表示与国家或朝廷相对的私人或“臣民”之意，司马光所谓“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即指此义。另外，“民”也可以表示与权贵势要相对的下层平民或“庶民”、“下民”之意。
显然，司马光所谓“在官”实指在官府或“公家”，除此以外的一切私有财产，从平民百姓到权臣、贵戚和强藩大将之私有者，都算是“在民”的，也就是说，国家不与私人争利。
他为什么反对“抑兼并”？实际上就是害怕权贵与老百姓一同被“抑”，而反对“官与民争利”实际上是害怕国家妨碍了权贵的利益，因此他们常常公然要求凌驾于“齐民”之上的私人特权，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不抑兼并”，说白了就是要求国家放手让权贵们攫取私人财富。
如果说，“抑兼并”导致了“国富民穷”的话，“不抑兼并”的结果则通常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什么人称之为官？权臣，贵戚，近幸，强藩大将……官富了，“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其极端后果就是王朝崩溃，就是天下大乱。比如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就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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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
“不抑兼并”导致权贵私家势力恶性扩张，而“抑兼并”又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恶性膨胀，于是朝廷轮番用药，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直到危机日重而濒临崩溃。
看看本朝历史，你就知道官与民为了争夺财富，厮杀到了何种惨烈的地步。
自熙宁以来，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几度易位，忽而“变法”，忽而“改制”，忽而“更化”，忽而“绍述”，忽而“建中”，忽而又“崇法熙宁”，来来往往，不亦乐乎，然而，大宋的危机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相反，越来越严重了。
自蔡京主政后，旧党一派因“元祐党人案”被镇压，至今没有翻身，“新党”因此得势十几年，大肆实施“抑兼并”之制。有人说“新法变质”，说王门后学如蔡京之流扭曲了改革的原意，其实，从王安石那种“人主擅操柄”、“取予皆自我”的“利出一孔”思想发展到后来西城刮田所、苏杭应奉局式的“汲取”之政，本意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搜刮民财以充国库，何来“变质”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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