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六，太原。
李纲到达太原十几天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以汉王府特使的身份拜见了河东路的四司长官，详细述说了代北形势，恳请四司长官以大局为重，竭尽全力支援云中路。
四司长官的态度很好，满口答应，但一旦谈及细节，却个个含糊其辞，推三阻四，互相扯皮，迟迟拿不出具体的援助办法。
李纲很着急，又是讲大道理，又是走人际关系，软磨硬泡，但四司长官保持着默契，想方设法拖延推诿，既不得罪汉王府，也不实际解决问题。
河东路和西夏、大辽接壤，军事重镇，京畿门户，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所以河东路帅司的权力相对来说比其它三司要大一点，在四司长官中说话有份量。河东路的经略安抚使叫张孝纯，他年初才出任此职，这个人事变动显然具有针对性。张孝纯和李纲早在汴京就认识，虽然没什么深交，但彼此很欣赏对方，这次见面后，两人非常高兴，把盏言欢。
李纲本以为通过他可以达成所愿，张孝纯也很想帮忙，但在他离京之前，曾蒙皇帝召见，此后王黼、郑居中等宰执也找他谈了很长时间。李虎和云中路的事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很复杂，大宋若想牢牢控制云中路，若想把李虎对大宋的威胁彻底铲除，还需要做很多事，而且不能出丝毫的差错，所以张孝纯的使命非同一般。现在这个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可不是一个好差事，做得好了，大家相安无事，没有功劳也还有点苦劳，但做得不好，两头得罪，那就要倒大霉了。
张孝纯小心谨慎，事事请示皇帝和朝廷，唯恐出了差错。如今代北形势危急，李纲又来求援，于情于理都要伸以援手，假如山后得而复失，皇帝和朝廷肯定会把罪责全部推到自己头上，所以他不敢擅自作主，十万火急禀奏汴京。皇帝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即使出事了，我大不了替皇帝扛一下罪名，然后降职，到别的地方继续做官去，不至于一罢到底回家种田。
李纲心急火燎，竭力说服。张孝纯给他逼得没办法，只好实话实说，不是我不帮忙，而是皇帝和朝廷不允许我帮忙。
李虎早在去年秋天就攻占了大同，收复了山后九州，但因为藩镇权限问题，和大宋一直没有谈妥。大宋对山后势在必得，当皇帝派马扩到大同谈判的时候，成功收复山后的消息也就从汴京迅速传遍了各地，这给皇帝和朝廷争足了面子。不久马扩第二次到大同宣旨，皇帝和朝廷在满足了李虎藩镇权力的同时，也给陕西、河东、河北三路下旨，以回易的方式给云中路以援助。
这道圣旨就值得玩味了。李虎投宋了，山后是大宋疆域了，当然要给其以全力支援，帮助他守住山后，为什么还要以回易的方式给其有限的援助？这种回易援助方式一般存在于国与国之间，难道李虎是以藩属国的形势来投宋？
很多地方大臣不知道这其中的秘密，但张孝纯知道，他在出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之前供职于中书省，对此事很清楚，这也是皇帝派他到河东路主掌帅司的重要原因。李虎以藩镇的形式投宋，大宋则不费吹灰之力收复山后，表面上这事看对双方都有利，但仔细一想，后患无穷，未来充满变数，因为大宋绝对不允许藩镇的存在，迟早要削藩，而李虎会拱手把地盘和军队统统交出来？所以，在没有削藩之前，大宋对李虎的主要对策是在牢牢控制云中路的情况下，予以最大程度地遏制和削弱。
正是从这个策略出发，大宋支援李虎不是国库调拨，而是以回易的方式有选择性地进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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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对此非常生气。
信任是双方合作的基础，大宋不信任李虎，李虎又怎会信任大宋？李虎没有安全保障，当然要蓄积实力以防万一了。李虎的实力越来越大，对大宋的威胁就越来越大，双方又互不信任，迟早要出事。
“这是一种自卑恐惧的心里在作祟。”李纲直言不讳，对皇帝和朝廷极度不满。大宋把燕云收了回来，建立了中原屏障，然后利用李虎的武力对抗西夏和女真，开疆拓土，这样大宋就会越来越强大。大宋强大了，有无坚不摧的武力做后盾，还怕镇制不了李虎？还怕没有机会削藩，永绝后患？
大宋用这种卑劣的策略对付李虎，说到底就是没有自信，害怕李虎，这反而暴露了大宋的弱点，助长了李虎的嚣张气焰，将来势必尾大不掉。
张孝纯对此也有同感，但他也罢，李纲也罢，虽然名义上受到了皇帝的重用，但都无权参予决策，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如果李纲把这番话拿来劝谏皇帝，估计很快就会被召回汴京，再不录用。
就在李纲彷徨无策的时候，河东路接到了朝廷的书信。在这份书信里，朝廷要求河东路必须密切关注代北形势，假如云中路遭到了北虏的攻击，岌岌可危，则必须加大对云中路的援助，适当时候可以考虑先给援助，后以回易来补偿。
接着张孝纯又接到了西府（枢密院）长官郑居中的私人书信，在这份书信里，郑居中说得更透彻，如果云中路丢了，幽燕就算收复了也保不住，北伐策略就算完全失败。云中路得而复失的责任皇帝不会承担，最后必然由枢密院和河东、河北两路宣抚司来承担，而河东路帅司首当其冲，因此，做为河东路帅司，必须正确把握局势，采用更加灵活的计策来确保云中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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