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上，陕西麟延路，延安府。
折彦直先是接到了李虎的报讯，说河北爆发了饥民叛乱，接着太原大元帅府来书，郓王命令他犒赏前线将士，奋勇杀敌。折彦直立刻意识到，汴京出问题了。李虎没有必要欺骗他，急书相告显然是报警，提醒他不要全力攻击了，要密切关注大元帅府和汴京的最新动向，而郓王突然下令犒赏前线将士，明显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虽然这可以解释为尽快取得战果，但也可以解释为郓王受到了来自汴京的某种压力。
折彦直西征之前，就已经做好了西征半途而废的准备，因为汴京不会屈从于虎烈府和西北将门的威胁。这是原则性问题，文官不会让武将侵害自己的利益，更不允许武将干涉朝政，尤其是用武力相威胁。这个头不能开，一旦开了头，让虎烈府和西北将门结合成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又和郓王结成同盟，那将来势必尾大不掉，直接动摇大宋立国的根基，所以汴京的文官们肯定要想办法阻止西征，当然了，让西征大败那就更好了，这反过来可以威胁皇帝，告诉皇帝皇统是国之大事，是皇帝和文官们的事，和武将没有关系，你把武将拉进来，利用武将的力量来钳制和威胁文官，只能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事如愿违。
果然，事实正如他所料，西征开始两个多月，正好进入到大战关键时刻，汴京出问题了，而且这次问题出得很致命，是饥民暴乱。饥民暴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平叛，要赈济，平叛需要兵力，赈济需要钱粮，那么耗费惊人的西征必须停止，即刻停止。拓边大战和稳定国内比起来，无疑是后者更重要。
折彦直第一时间书告前线主帅杨可世、种师中、姚平仲、王稟和折可存，马上撤退，乘着粮草充足，大雪未下之际，急速撤退。为了防备西夏人乘机反攻，折彦直要求各军互相配合，同步后撤，不要给敌人任何反击的机会。
与此同时，折彦直书告大元帅府，说粮草辎重严重不足，前线大军难以为继，请郓王即刻催促汴京，确保西征大战得以继续。其实粮草武器现在都很充足，但折彦直必须找个撤兵的借口，否则无法推托罪责。
折彦直急书李虎，不要进攻了，屯兵前套，稳守代北，以待时机。他把汴京的事大概预测了一下，认为汴京肯定要把饥民暴乱的责任推给西征，西征的发起者是李虎，推波助澜者是西北将门，汴京势必要趁此机会打击李虎和西北将门，乘着武将还没有形成实质性的足为威胁汴京的力量之前，分化或摧毁这股力量，所以他请李虎务必想出对策，务必把西北军留在陕西，务必阻止汴京分化或者摧毁虎烈府与西北将门之间的联盟。
虎烈府和西北将门一旦被分化，西北将门首先就要遭到汴京的打击，尤其是折家，因此折彦直使出了浑身解数，要和汴京拼到底了。
折彦直担心这封信不足以引起李虎的重视，不能让李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又书告折可求，请他即刻北上大同，面见李虎，督请李虎马上想办法，否则大家一起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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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中，汴京。
汴京处在两难之境，皇帝、宰相和东西两府的大臣们日夜商议，但迟迟拿不出对策。
现在，河北、山东的饥民都暴乱了，西征如果继续下去，关中极有可能跟着爆发叛乱。
西北战场上，军需品历来都是靠“支移”解决，所谓支移就是官府以军事需要为名，勒令各州县的农民，把赋税谷物自费送到数百里甚至数千里之外的沿边城镇去缴纳。一般大战开始，各路转运司都要同时调发民伕往西北送粮。从京东、京西运粮到西北，每个民伕送粮六斗，但途中消耗却要四十贯，由此可见耗费之巨，所以军功未成，民力先困，打仗的最终代价是由千千万万百姓来承担。
河北、山东叛乱迭起，从江南到中原的漕运受到严重威胁，百姓更是朝不保夕，支移随即陷于困顿。没有支移，西北战场的粮草就无法保证，秦凤路的赈济也得不到保障，那么关中饥民当然要爆发叛乱了，所以，对于西北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赈济，是确保关中的饥民吃饱穿暖，至于西征，理所当然要停止，这无需争议。
停止西征很简单，一道圣旨就可以了，这不是困扰汴京的难题，困扰汴京的难题是如何平叛，如何在最短时间内稳定河北和山东。
河北是大宋的北疆前线，虽然大宋收复了燕云，但没有实际控制燕云。幽燕的平州路被金人占据了，燕京受到威胁，为了缓解宋金之间的矛盾，肯定要牺牲张觉，一颗脑袋换取宋金和平，这个代价划得来。当然，杀了张觉，把张觉的脑袋送给金人，大宋算是背信弃义，但此刻国内不稳，河北大乱，北疆防线岌岌可危，这时候还讲什么信义？国祚安危和大国信义比起来，当然国祚更重要。
张觉的脑袋真的能够换回来宋金的和平盟约？汴京认为不可能，北虏贪婪而野蛮，他们就象草原上饥饿的狼，看到猎物肯定要攻击。幽燕不稳，河北大乱，这可是女真人南下掳掠的最好机会，他们会白白放弃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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