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上，郓王、虎烈府和西北将门在确立了未来策略之后，随即进入实质性商谈，矛盾马上出现了。
郓王的目标是皇统，是登基称帝，做大宋的皇帝；虎烈府的目标是借助郓王和西北将门的实力发展壮大，将来做北方雄主；西北将门的目标则是借助郓王和虎烈府的实力提高武人的地位，然后进入权力中枢，和文官分享权柄。
郓王若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让虎烈府和西北将门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办法就是登基称帝后修改国策；虎烈府若想实现自己的目标，首先就要发展自己，无论是武力还是财力，都要迅速发展，拥有实力就拥有一切，其次，确保郓王登基称帝，郓王成功了，虎烈府就有了强有力的支援，在北方可以发展得更快；西北将门若想实现自己的目标，不但要让郓王称帝，还要确保大宋国祚不会受到崩溃的威胁，尤其不能让虎烈府威胁到西北和中原的安全。
郓王愿意修改大宋的基本国策吗？愿意让武人进入权力中枢吗？显然不会，无论是自小就深种内心的根深蒂固的治国理念，还是对未来大宋的稳定和富强，郓王都不愿意屈服于武人的威胁和讹诈，更不会让武人分享权柄，所以他末雨绸缪，早做准备，而计策很简单，就是利用虎烈府和西北将门之间的矛盾，让两者互相戒备互相牵制互相挚肘，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是个很老套的但是很有效的处理国政的手段，从古至今，屡试不爽。
虎烈府肯定要乘着这个难度的机会发展自己，而发展的计策就是利用郓王和西北将门对未来的预期，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支持和援助。
西北将门首要利用虎烈府牢牢控制住郓王，然后利用郓王和汴京的关系，想方设法遏制李虎的发展，以免将来李虎坐大，让李虎有机会吃掉郓王和西北军，甚至把大宋的江山都一口吃掉了。
大家的目标不同，利益需求不同，虽然在大策略上可以求得一致，但在具体实施上，却因为激烈的利益矛盾而争执不下，其中最尖锐的矛盾就是如何在对抗中求得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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郓王和西北抱成一团，结成一股足以威胁汴京的力量，汴京当然要防患于未然，要想出应对的计策，而把郓王召回京城显然是最有效的也是最致命的办法。
郓王不能回去，也不敢回去，但违抗皇命，违抗圣旨的后果很可怕，皇帝一道诏书就能夺走郓王的一切。当然了，凭皇帝对郓王的喜爱，皇帝不至于绝情到这种地步，而郓王只要把西北局势说清楚，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把谎话说圆了，说得天花乱坠，把皇帝骗得团团转，郓王就能在西北待下去。
但这还不够。宗室王在外统军，宗室王拥兵一方，这不但违背大宋祖制，更严重威胁汴京和国祚的安全。即使皇帝信任郓王，认为郓王忠诚于自己，但他身边的近臣，汴京朝堂上的文官们，会用各种办法挑拨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离间他们父子，一旦皇帝开始怀疑郓王，猜忌郓王，接下来的事就非常麻烦。
所以，郓王明确提出，借助汴京的圣旨，虎烈府和西北将门在西北形成对抗之局，这样西北大元帅府就成了两者之间的缓冲，才有了存在的价值，而这种假象将迷惑和欺骗汴京，让汴京放松对西北的戒备，这不但有利于郓王在西北长期待下去，还有助于西北军恢复实力，同时也给虎烈府赢得了发展的时间。
郓王的计策得到了李虎和折彦直的一致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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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的奏章到了汴京，引起了汴京的慌乱和愤怒。
汴京本来就不相信李虎，担心李虎南下祸乱大宋，要求西北军屯兵边境，全力戍边。这下正好，李虎威胁要用十万大军南下，西北军不但不能抽调到河北山东战场，反而还要募兵扩建，以确保西北的安全了。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大宋的确陷入危机，如果此刻西北再爆发叛乱或者北虏南下陕西河东宼边，汴京势必顾此失彼，所以西北的确需要一个皇帝完全信得过的人坐镇。特殊形势下用特殊政策，皇帝让郓王坐镇西北，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
但是，郓王、西北将门和虎烈府三者之间因为皇统之争，因为皇统背后所蕴含的巨大利益，已经结为一体，这在西征一事上表现得很突出。皇帝为了废嫡立庶，让郓王顺利继承大统，可能有意纵容和默许，但汴京的文官们不会答应，不会听之任之。
所以，利用汴京对虎烈府的不信任，利用汴京需要郓王和西北军防备虎烈军南下的机会，在西北故意制造出一个虎烈军和西北军陷入对抗的假局面，是完全可行的而且一定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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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故意制造这种假局面，不但欺骗了汴京，也同样也欺骗了西北，局面非常难控制。
整个西北局势是由郓王、李虎和折彦直共同推动的，加入到核心圈子的人非常有限，三方加在一起不足十个人。这帮人拟定了帮助郓王登基称帝中兴大宋的策略，但在具体实施上却需要更多的人，这些人不知道西北局势的最终走向，他们在虎烈军和西北军的对抗中，因为各自立场和利益的不同，会做出一系列不利于甚至破坏西北局势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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