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童贯，其实非常难，尤其在目前形势下。
赵楷用非常手段夺取了皇位，首先需要理由，于是自然要追究老皇帝和小皇帝在主政期间所犯下下的一系列错误。
老皇帝的错误在于新政蜕变导致国祚陷入深重危机，而新政之所以蜕变则是蔡京和童贯等宰执大臣的责任。蔡京已经受到惩处，其本人、家族和门生故吏在赵恒和赵楷两任皇帝的连续打击下，已经灰飞烟灭。童贯还活着，而且是帮助赵楷登基的大功臣，但他的功绩是否足以抵消他的罪责？
小皇帝赵恒的错误就是投降卖国，割地赔款并把大宋推进岌岌可危之境，是他和主和派大臣无法推卸的罪责。赵恒被废黜，主和派大臣被诛杀流放，但童贯为了铲除异己独揽大权，大开杀戒，因此受到牵连的官吏成百上千。童贯本来就是众矢之的，这下更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
种师道、姚古和童贯仇怨甚深，折彦直、折可求叔侄也是因为迫不得已的原因才和童贯合作，而杨可世、王稟、曹曚等人在西北长期遭到童贯的压制，对其也是满腹怨气，所以，这些西北将门到了汴京后，马上冰释前嫌，握手言和，一致把矛头对准了童贯。拿下童贯，汴京就是他们的天下。
但童贯自有其高明之处，他以最快的速度把刘延庆、刘光世、刘光国父子，辛兴宗、曲奇、吴子厚等西北大将重新招至麾下。刘延庆出任殿前都指挥使，童师闵出任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刘锜出任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牢牢控制了汴京卫戍军。张师正的胜捷军也屯驻汴京。刘光世、辛兴宗等人则到河北战场出任都统制，并把河北大名府路、河间府路和定州路三个帅司的禁军全部控制在手。
这样一来，原西北军中童贯的亲信全部复出并得以重用。
童贯曾在西北培植了三大派系。刘仲武一系自这位老将军致仕回家后便一蹶不振，这次刘仲武的儿子刘锜得到童贯的赏识，出任三衙步帅，刘仲武一系随即再度进入军中。刘法一系在朔方大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刘延庆一系自北伐失败童贯下台致仕后，便遭到重创，除了刘光世和辛兴宗外，很多大将和刘延庆一样在京城混个闲职，这次刘延庆一系全部复出，一直在山东平叛的辛兴宗更是带着数万大军赶赴河北战场。
童贯的底子太厚了，二十多年的阉帅不是浪得虚名，一夜之间，他便扭转了形势，并在汴京占据绝对上风，把种师道、折彦直等野心勃勃的西北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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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贯的强势复出，让折家、种家为首的西北将门有一种为他人做嫁衣的感觉。他们为了这一天筹划了很多年，眼看着就要成功了，可以控制权柄了，谁知半路杀出了一匹老黑马，被打得措手不及。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把李虎做为对手，为此处心积虑，百般算计，谁知算计到最后，却让欺压了他们二十多年的阉帅占了个天大的便宜，这实在无法忍受。
西北人在汴京本来就没有根基，武将远离朝堂，对残酷的权力斗争也没有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认识，更谈不上经验了，相比起来，童贯在汴京的根基就很深，尤其在禁中，他更有翻云覆雨的本事，虽然小皇帝在主政之初打击了童贯的势力，但小皇帝手段不够毒辣，心不够狠，没有把童贯的势力连根拔除，所以童贯回到京城，转眼就呼风唤雨了。
实事求是的说，赵楷能有惊无险地迅速登基称帝，重建中枢和东西两府，童贯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件事上，折彦直和西北武将们的作用有限，无法和童贯相提并论，所以也不怪赵楷全心全意倚仗童贯，任由童贯权势倾天。
赵楷出自禁中，大宋基本国策在他心中根深蒂固，因此他从来不相信武人，更不会给武人执掌权柄的机会。当初为了夺取皇统，他到西北拉拢李虎和西北将门，不过是权宜之计，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已。现在他做了皇帝，在童贯的谋划下终于夺取了皇统，试问此刻他还会兑现诺言，和李虎、西北人共享权柄？不可能的事。目前北虏入侵，女真人占据了大宋领土，他需要武将们冲锋陷阵，所以他还能做做姿态，一旦外敌被击败，领土被收复，他就要卸磨杀驴了。
以文制武、将从中御、守内虚外这些国策传承了一百多年，即使是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也不敢动摇这些根基，所以赵楷一旦登上帝位，手执天宪，想法就变了。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为了牢牢控制权柄，他理所当然要利用李纲、宇文虚中这些文人，利用童贯这位阉帅来钳制、削弱和打击武人，想方设法要把西北人赶离中枢，赶离汴京，要把李虎彻底消灭。当然，前提是击败北虏，收复失地，在这之前，他必须忍受，必须委曲求全。
皇帝相信童贯，童贯又非常强势，西北人辛辛苦苦却一无所获，汴京的矛盾自然就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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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矛盾激化的焦点是河北大战发动的时间，这是表面上的东西，其实背后争夺的是战场指挥权。
自太宗时期起，“将从中御”成为大宋的基本国策。澶渊之盟缔结后，宋辽迎来了百年和平，但宋夏战争却持续了百年。西北战场距离汴京太远，将从中御已经不现实，所以大宋给了西北统帅很大的战场指挥权。西北战场很大，陕西六路有四路和西夏交界，所以在童贯之前，西北战场的统帅一般都是两到三个，这有利于汴京遥控，其实还是摆脱不了将从中御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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