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十，北京大名府，河北宣抚司。
李纲愁眉不展地坐在案几后面，望着左右两边壁垒分明的西北军将帅，心里非常难受，难受得锥心痛疼。
种师道和姚古坐在李纲的左右两侧。种师道拿着文卷翻看，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不知道他在里面找什么。姚古则抱着双臂抬头望着屋顶，或许对他而言，屋顶上的蜘蛛网比眼前一张张冷冰冰的面孔更有吸引力。
折可求、杨可世、王渊、王稟、姚平仲等人坐在左边；刘光世、辛兴宗、曲奇、吴子厚等人坐在右边。其它诸如解潜、范琼、马忠、张思正、张灏等人则散坐两侧末端，有意拉开和西北两派的距离，免遭池鱼之殃。
议事堂里没有虎烈军的人，宋江、林冲、耿守忠带着军队正在赶赴真定府，而刘韐、岳飞、卢俊义、罗兰等人正在真定东北方向的木刀沟一线和金军激战。战斗规模虽然不大，但这场战斗已经打了好几天，金军的攻击目标很明确，他们要打真定府。
真定府若失，金军从北方一泄而下，宋军只能依靠大名府和黄河阻挡金军，所以当李纲提出，集结主力于滹沱河一线，反攻中山、河间时，底下的将帅们保持沉默，而种师道和姚古则提出异议，结果连议数天，毫无结果。
这是军议的必然结果，因为李纲到河北战场，虽然名义上握有战场指挥权，但汴京给了他诸多限制，他其实没有什么权力，主要作用是协调，是缓和各军之间的矛盾，让汴京和西北人暂时从战场指挥权的争斗中摆脱出来，从而集中精力发动河北大战。
李纲这种尴尬的身份当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只能苦口婆心地劝说。
姚古首先不卖李纲的帐。焦安节是姚古的好兄弟，他在救援种师中的过程中，眼看自己将被金军包围，无奈只好放弃救援，率军撤过滹沱河。汴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种师中全军覆没的责任归咎于焦安节，李纲更是不依不饶，逼着小皇帝下旨把焦安节杀了。焦安节死得冤啦，如果真是临阵逃跑也就认了，但他偏偏不是，他尽了一个统帅的责任。姚古曾为焦安节鸣屈，但没人理他。
姚古恨上了李纲，连同很多西北军将领都恨上了李纲，结果不言而喻。当然，这只是个人恩怨，个人恩怨在这里的作用不大，主要还是利益之争。
种师道和姚古的实力遭受重挫，他们不可能再指挥自己的军队冲杀在最前线。
这次折可求、杨可世、王稟、姚平仲到了，他们的军队应该成为主力，但汴京的皇帝没有兑现诺言，没有满足西北人的利益要求，更严重的是，皇帝大力扶植童贯和刘延庆，在最短时间内让他们和西北军分庭抗礼，这是西北人无法忍受的事。很明显，西北军如果遭受重挫，实力受损，折家兄弟和杨可世、王稟等人也就无法混了，不死也要脱层皮。
刘光世、辛兴宗等人遵从皇帝和童贯的命令，保存实力。没有实力，对付不了西北人，更无法抗衡李虎。
种师道和姚古不愿意打，也确实打不动了；折可求、杨可世等人则坚决不打，他们已经打定主意要杀了童贯；刘光世、辛兴宗更不打了，不但不打，连军队都没有过黄河。不要看命令一个接一个，但童贯给他们的命令非常明确，不要过黄河，即使河北丢了也没关系。
李纲不想浪费时间了，他最后一次提出恳求，但结果依旧。
李纲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希望刘光世带着军队进入大名府，会同大名府一线的军队，在黄河北岸建立防线。同时恳求种师道、姚古、折可求增兵滹沱河一线，好歹做做样子，免得真定府一线的虎烈军陷入金军包围。真定丢了，金军杀到黄河岸边，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还是没有人答应。
李纲苦叹，上奏汴京，同日，他离开大名府，急赴真定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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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离开后，刘光世等人也返回了黄河南岸，而种师道则急召折可求，商议诛杀童贯一事。
今日汴京形势完全脱离西北人的掌控，原因何在？原因就在童贯身上。
童贯早该死了。小皇帝主政的时候，他已经被定为大宋六贼之一，其它五个人都死了，就剩下童贯了，而童贯之所以没死，都是因为李虎。李虎发动太原兵变，却没有诛杀童贯，反而予其以重用，并最终酿成今日之祸，到底为什么？是李虎失策还是其故意而为之？
种师道认为，李虎是故意的，他发动太原兵变，控制了赵楷和童贯，继而控制了西北形势，然后利用童贯在汴京覆雨翻云，和西北人分庭抗礼，这给他控制西北赢得了时间。一旦李虎稳定了西北，他就要对汴京下手了。
时间不等人，大宋已经到了千钧一发之刻，必须做出决断以力挽狂澜。
李虎弃守代北，帮了金军一个大忙，这导致金军可以集中兵力于河北，直杀汴京，由此给了李虎一个渔翁之利的机会。
“李虎弃守代北，目的是汴京。”种师道痛心疾首，怒形于色，“童贯肯定投靠了李虎，甘为李虎所用，出卖皇帝和大宋国祚。这种奸佞势必杀之而后快，否则大宋必亡于李虎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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