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六日，京畿路，滑州胙城，董固镇。
三天前，李虎到达封丘，与皇帝会合。皇帝本想做个亲征的姿态，把李虎和虎烈军“请”到河北战场，不料李虎将计就计，和西北人联手胁迫皇帝。皇帝弄巧成拙，不得不假戏真唱，北上亲征，但是，河北战局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河北宣抚使李纲竟然在没有征得汴京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调遣岳飞赶赴深州救援姚古，这导致邯郸无兵可守，危在旦夕。邯郸若失，大名府随即处于金军攻击之下，黄河防线告急，京畿更是危急万分。
皇帝有了借口，天子行营于是在滑州董固镇停下，商议对策。
初六日，大名府种师道急报，金军渡过漳河进逼魏县，距离大名府不足八十里，请求支援。黄河南岸有杨可世的西北军、辛兴宗的京东军、张师正的胜捷军，随同皇帝亲征的除了负责皇帝宿卫的殿前司马诸班直外，还有刘延庆的殿前侍卫军。种师道恳求皇帝，请调杨可世、辛兴宗、张师正和刘延庆四路大军里的任何一路军队火速北上支援。
此刻，河北形势异常严峻，看不到扭转局面的机会，假如邯郸失陷，姚古全军覆没，宋军全线退守大名府，也只能力保黄河防线。更严峻的是，国库匮乏，无法支撑持续的战争，所以，摆在皇帝和朝廷面前的现实很残酷，而解决的办法无非两个，一个是议和，和金国谈判，满足金国的需要，以此来赢得喘息的时间，一个是集结所有兵力，在最短时间内与金国决战。
这两个办法各有利弊。议和即使成功，即使把河北割让给了金国，和平也是暂时的，金国未必给大宋喘息的时间。女真人不是傻子，他们当然知道大宋忍气吞声的目的，他们势必要乘着对手奄奄一息之际给予致命一击，而不是放过对手，让对手东山再起，所以，议和实际上没有作用，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之所以说主和派其实就是投降卖国，原因就在如此，就在于明明大家都知道大宋陷入了深重危机，大宋没办法击败对手，议和根本不会带来和平，还要去议和，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老底告诉对手，让对手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动攻击。这不是投降卖国是什么？
第二个办法就是赌博了，不成功则成仁。决战打输了，河北肯定丢失，汴京未必保得住，大宋要南撤，要和金国持续作战，以确保守住半壁江山，但这一仗假如打赢了，那就彻底扭转了形势，即使议和，也不至于割让河北，再起码可以保住现有的疆土，最多不过割让一个燕山府而已，这个损失大宋还是可以承受的，权当大宋没有收复幽燕了。
这两个策略来源于汴京主战、主和两派，两派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分歧太大，矛盾不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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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做为前任宰相，现在的河北宣抚使，极力主张在河北决战，并因此提出了迁都之议，以确保大宋在河北决战失利的情况下，继续和金国全面对抗。
李纲的迁都之议是放弃汴京，定都洛阳，以西北长安和东南江宁为陪都。河北决战一旦失败，金军一泄而下，中原就是战场，汴京就是前沿重镇，肯定不能再做都城了，所以迁都洛阳势在必行。中原大战，洛阳未必稳固，所以要再建两座陪都，以便和金国长期抗衡。
李虎主张决战，并建议皇帝即刻迁都洛阳，一旦决战失败，再迁长安，以确保皇帝和朝廷的安全，确保大宋国祚，而童贯同样主战，但他建议迁都江宁。
迁都洛阳，即使金军渡河南下，中原陷入混战，皇帝和朝廷还坚持在前线，由此可以激励士气，稳定军心，相反，如果迁都江宁，就有逃跑躲避的目的了，这不但损害了皇帝和朝廷的脸面，也不利于凝聚人心，值此国难之际，皇帝和朝廷以解决财政为借口避难于东南，显然极其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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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战局紧张得让人窒息，而天子行营却视而不见，君臣从主战、主和争论到迁都，这件事如果传到河北前线，对士气的打击可谓致命。
李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抛出迁都之议，白痴都知道原因，他就是要利用河北的紧张局势胁迫皇帝和朝廷，迫使他们迁到洛阳甚至长安，继而把皇帝和朝廷控制在手。
皇帝和童贯将计就计，顺水推舟，把迁都之议放到桌面上，把它做为眼前头等大事，一则可以暂缓亲征，这时候到河北可不是什么好事，何况他们根本无意亲征，二则乘机放出迁都东南的意思，给汴京做个准备，一旦摆脱了李虎，则带着朝廷急速南下。
双方各有目的，争论得不可开交，而河北局势则急骤恶化。
初七日，王渊急报，突围成功，但姚古和大约三万西北将士阵亡。现率军正急赴清河，戍守永济渠一线。
同日，折可求急报，救援成功，王稟、张灏、张思正及大约四万将士阵亡，现急速撤返大名府。
同日，岳飞急报，西北军于葫芦河一线遭到重创，现金军正在渡河南下，虎烈军无法坚守冀州，不得不撤到永济渠一线坚守。
同日，李纲急报，在西北副元帅罗青汉的支援下，由宗泽统率的河北义军守住了邯郸。但金军人多势众，兵力庞大，若想守住邯郸，需要更多的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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