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建兴元年（公元1126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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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五，京畿中牟。
天子行营和大元帅行辕到达中牟的时候，刘延庆的殿前军也护卫着皇后赶来会合，李纲、柴云、王寓、折可求则带着临时朝廷随后撤离。
黄涉、楚逍遥从洛阳来迎驾，东京留守宗泽前来送行。
这是一次临时朝廷的大集结，除了罗青汉外，都到了。
此去洛阳三百余里，正好一路走一路议事。议事的主题除了朝廷重建外，就是如何挽救崩溃的财政。财政问题不解决，什么事也做不了，而解决财政问题首要就是修正现行财经制度。新财经制度的拟制是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远水救不了近渴，当务之急就是在原有制度上做出修改，这是最快最有效也是最安全的办法。
王安石变法，目的是富国强兵，而理财则是其变法的基本方针。蔡京以“绍述”为名，继续推行新法，也是声称“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重新打出“理财”旗号，但他把新法和理财逐渐变为了恣意搜括民财的手段，这是新政蜕变的主要体现。
李虎对此已有所了解，但大宋财经制度非常复杂，尤其王安石变法之后，新旧两党争斗激烈，财经制度反反复复，其中又有妥协折衷之处，到了蔡京手上，更是改了又改，若想把这些东西全部吃透，还真的不容易。
“新政蜕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巧立名目，增收赋税。”
李纲做为宰相，首先就要把新政蜕变的部分说清楚，凡是不利于国家稳定、不利于改善财政的政策都要拿出来，仔细解释，然后才能说服皇帝和中枢官员们就这些制度进行修改或者废除。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蔡京在主政期间，朝廷和地方以各种名目增收赋税，其中有些项目是原来就有的，有些项目是新增加的。”
“我们就以和买为例。和买是赋税一种，原来就有。熙宁年间，朝廷实行‘按等均敷’的办法，规定乡村上户摊派和买，而下户不敷和买，户等越高和买就越多。”
“到了大观年间（公元1107年到1110年），朝廷下旨，规定对大地主大富豪‘依年例减半俵买’，差额部分则均敷给中、下等民户。不但如此，许多地方的官府在和买时不再预支现钱，并恢复仁宗皇帝时期的政策，仅付三分现钱，同时配给七分官盐的办法。后来，又发展为完全不付钱，白抢白拿。”
“这样一来，和买便开始向定额税演变。”
“此外，绢帛类除和买外，还增加了预买、泛买、常平司和买等等各种名目。米各类的和籴数量也不断增加，设置了均籴、补发上供和籴等项。”
“和买和籴名为两相情愿的公平买卖，但实际上则是官府以低价强行征购，形同赋税。”
“其它诸如折变、支移等项，莫不如此，这使得使乡村农户的赋税负担大大加重，并在蔡京主政的二十多年里成为本朝赋税剧增的一个高潮。”
“所以……”李纲正色说道，“我们虽然急切盼望改善当前的财政状况，但不能为了增收赋税而巧立名目，或者在原有项目上肆意加重农户负担。”
李纲冲着皇帝微微躬身，“臣建议，即刻下旨，废除蔡京主政期间所有朝廷和地方以各种名目设立的赋税项目，原有赋税项目则恢复过去的征缴办法，不得以任何名义加重农户负担。”
皇帝不假思索的答应了。现在要稳定地方州县，而稳定地方州县最好的办法就是稳定民心，减赋税是有效手段。
“李爱卿继续说，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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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见自己的第一个奏议就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信心大增，马上说到了榷茶制度。
本朝建国之处曾对茶叶实行国家征榷，但由于弊病较多，仁宗皇帝末年，废弃了榷茶法，改行通商法，即对种茶园户“官收租钱”，对贩茶商人“官收征算”。.王安石变法期间，神宗皇帝欲恢复榷茶，但王安石坚决不赞成。
“蔡京主政后，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实行榷茶制度，在各地设置官场收购茶叶，商人只能凭引领茶贩运，不得与园户私相交易。其后朝廷又修改了茶法，废除各州县设置的茶场，商人可直接到茶叶产地官府或京师领取长引或短引，向园户购买茶叶贩运。凭长引可以各路贩运，凭短引只限于本路贩运。”
“官府批给茶引时要“抽盘”，就是征税。实行此法，每年的茶税收入增加到了四百多万贯左右，为过去的十余倍。”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朝廷再一次修改茶法，经过修改的茶法称为‘政和茶法’，综合了禁榷法和通商法，官府不再干预茶叶的生产和交易，但同时又可以获得丰厚的茶利。”
“由于茶利过高，商贩购买茶引所费增加数倍，茶叶销售价格也随之提高。茶叶价格太高，对普通百姓来说就是负担，深受其害，甚至产茶区也是如此，生产茶叶的园户并未因此增加收入，所以，每年四百多万贯的茶利实际上全部来自普通民户，以致于百姓怨声载道。”
李纲建议废止蔡京所制的政和茶法，改用通商法。
皇帝不说话了。茶税的大头是直接拨给皇室御用，如果废止政和茶法，百姓是获利了，但皇帝和皇室就损失了一大笔开支。皇帝现在穷啦，汴京的钱财都被李虎搜刮一净充抵了国库，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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