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直昌的发展思路和李虎的王霸思路互为补充，就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清晰的中土雄起之路，但这仅仅是一个思路，能否成功，谁都不知道。
李虎背负双手，在屋内缓缓踱步，思考。
范直昌则做进一步解释。
中土历代王朝，基本国策都是崇本抑末、重农抑商，唯有本朝农商并重，而推行农商并重的基本条件是农业生产进步了，在土地数量不变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增加了，解决了老百姓的肚子问题。老百姓的肚子问题解决了才有安居乐业，随之人口增加，人口增加了日常消费就增加，衣食住行都需要满足，于是消费需求旺盛，这才有了商贸兴起的可能。同样因为人口增加，无田可耕者越来越多，朝廷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朝廷必须设法把大量人口转到手工业和商业，促进手工业和商业发展。
农业发展了，粮食和绢布有富余，手工业发展了，各类消费品越来越多，而商业发展了，则迅速促进了粮食、绢布和其它各类消费品的流通。
在人口增加、耕作和手工技术发展、消费需求旺盛、朝廷政策支持等诸多条件的合力下，农商并重随即成为一条基本国策。这是国情决定的，非人力所能阻止。
中土要发展，中土的国力要增加，就必须走农商并重这条路。
从这个基本思路出发，变革的确需要，但变革的思路不能违背发展规律，违背了发展规律必然失败，必然受到严厉的惩罚，反之，顺应发展规律，则必然有助于变革的成功。
“总帅的变革思路秉承了王荆公的变法理念，那就是理财，说白了就是解决财政危机，而办法则是抑兼并，就是国富民强，但国富在前，为了让国家富起来，朝廷直接采用粗暴的办法，那就是掳掠民间财富。”
“民间财富主要集中在官僚、富豪和商贾手中，这些人有权势，有土地、山泽和作坊，容易积敛财富。掳掠民间财富就是掠夺官僚富豪商贾的财富，这自然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反对。”
“胳膊拧不过大腿，当变法在皇帝的支持下，坚决推行和实施的时候，这些人只好采取其它的手段以保护自己的财富，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转嫁，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于是百姓就苦了，造反也就开始了。”
“官不与民争利，这个民不仅仅指普通百姓，同样也包括官僚富豪和商贾。”
“从文荆公变法到蔡京新政，变革有效果，财政危机的确得到改善，一些变革政策比如均输法、青苗法、水利法、免疫法、市易法等等的确利国利民，但说到底，这些变法政策都是对大宋律法的的修改和完善，长期坚持下去，肯定有效果。”
“但文荆公的变法为什么没有坚持不下去？因为它侵害了既得利益团体的利益，而这些既得利益团体又把这种侵害转嫁到了普通百姓头上，于是变法虽然缓解了财政危机，但苦了百姓，加剧了官民矛盾，引起了社会动荡，变法理所当然要失败。”
“蔡京新政为什么又蜕变了？还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但在蔡京主政期间，战争消耗、灾难消耗太大，皇室官僚奢侈过度，加上贪污腐败，财政支出惊人，为了弥补财政不足，蔡京只好加大掠夺的力度，结果在既得利益团体的转嫁之下，最终把百姓逼上了揭竿而起的道路。百姓造反了，国家乱了，外敌又入侵了，最后王国崩溃，大家一起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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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停下脚步，站在范直昌面前，表情沉重地问道：“允中，在你看来，我们的变革也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也要重蹈王荆公的覆辙，是吗？”
“我的确是个意思。”
范直昌没有否认，“凡变革就有阵痛，就需要某个利益团体为此付出代价，做出牺牲，而很显然，为变革付出代价、做出牺牲的肯定是无权无势处于社会最低层的老百姓，所谓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就是这个道理。”
“你为了变革成功，乘着中土动荡之际，把新旧两党人士全部排除在朝廷之外，这个办法未必有效。”
李虎眉头微拧，低头不语。
“你这个办法蔡京已经干过一次，他发动元佑党人案，把旧党打进了地狱，踩到了脚底下，结果如何？”
“在现今这个世上，有钱有势的永远是官僚富豪，还有巨商富贾。你朝廷有政策，他们就有对策。对上，他们可以利用各种复杂的关系和隐蔽的手段影响决策；在地方，他们可以迅速拉拢和腐蚀官吏，坑瀣一气；对下，他们有无数种办法把损失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有些办法根本就是匪夷所思、闻所未闻的创举，即便以朝廷的智慧也未必能了解它们最终对百姓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从这个可以预见的未来出发，如果我们的变革思路还是限制在‘抑兼并’和‘不抑兼并’的桎梏里，那五年、十年后，朝堂内还是有党争，百姓还是要造反。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变革最终的代价还是由本来就已经陷于穷困的百姓来承担，这必然导致我们的变革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李虎暗自惊凛。范直昌是范仲淹的孙子，而范仲淹的几个儿子，尤其范纯礼、范纯仁都是元佑党人的魁首级人物，范直昌从小受到父亲叔伯们的教诲，他这个人当然是个坚定的守旧派，是反对变法的，他和赵明诚完全不一样。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是个坚决的改革派，赵明诚受他父亲的影响，当然坚持变法，这也是老皇帝后来给赵挺之平反，重新起用赵明诚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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