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大宋北京大名府。
宣抚使司。
石越与折可适、李祥上午巡视完和诜与何去非的环营车阵，回到行辕，范翔又送来唐康、李浩的一份札子，他打开看完，观看雄武一军环营车阵时的兴奋之情，便一扫而光。
又是互相攻讦！
自七月二日开始，不到三天的时间，唐康、李浩、郭元度与仁多保忠之间的相互攻击、指责，已经让石越忍无可忍。七月二日，唐康、李浩、郭元度分别上书宣台，指责仁多保忠玩寇自重，坐视深州成败。当日石越回文狠狠的训斥了三人一顿，一面又令仁多保忠解释为何在武邑逗留不进。不料非但唐、李、郭三人大不服气，再度上书，痛陈深州之危殆，变本加厉的指责仁多保忠是报旧怨，暗示当年姚兕与仁多保忠一族有怨；仁多保忠也上书赌咒发誓，不仅细细说明自己在武邑如此部署的原因，宣称自己全是为战局考虑，更是不甘示弱，反过来痛斥唐康、李浩进退失机，败军辱国，指斥郭元度阳奉阴违，外廉内贪，受唐康贿赂而污陷主帅。
石越迫不得已，干脆各打二十大板，回文将双方都骂了个狗血淋头。并严令唐康、李浩、郭元度三人，必须听从仁多保忠节度，否则严惩不怠。
郭元度看起来是老实了，但唐康与李浩却仍不服气。
二人送到宣台的这份札子，是禀报宣台，他们的探马的情报表明，自段子介之败后，深州已有旦夕之祸，二人既被委以专阃之权，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虽然明知兵微将寡，难以成功，也要说服麾下众将，冒险一试，再次渡河，救援深州，庶几以报皇恩。
这意思是十分明显的，唐康既然说服不了仁多保忠，便开始攻击仁多保忠；既然扳不倒仁多保忠，那也绝不肯听仁多保忠节制。因此，二人便要打仗，也不向仁多保忠报告，而是直接向宣台禀报。
这让石越心里十分的恼火，但是要处理起来，却是十分棘手。这与他十几年前平夏时的情况大为不同，平夏之时，上面有一个意志坚定的皇帝，宰相们虽有分歧，但便是吕惠卿，对他也并无掣肘；下面则是刚刚经历军事改革，整编方毕的禁军，军队之间虽也有派系，但主要还是与西夏作战已久的西军，大体来说，那个时候，从皇帝到普通的将领，都是抱着一种同仇敌忾的态度，希望大宋朝在励精图治之后，打一场扭转国运的战争。因为，许多的分歧，都被这种大的心态所掩盖。
而如今呢？石越权位虽然远重于平夏之时，但他所处的环境，也已大不相同。
较之十余年前，大宋朝上上下下，早已自视为强国。十余年前对西夏，西夏弱，宋朝强，而宋朝仍然视内部纷争不已的西夏为强敌，谁也不敢有任何的大意与轻视；可现在，纵然以实力来说，辽国与大宋不过半斤八两，棋逢对手，但是朝野之中，许多人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心的。这种自信心既是好事，却也是坏事。坏的一方面，便是因为过于自信，于是大敌当前，内部的矛盾，该有仍然有。
朝廷之中有矛盾，将领之间也有矛盾，在河北打仗，他要驾驭的是几乎大宋军队中的所有派系，有许多将领，虽然经历了对西夏的战争，作战经验更加丰富，但是坏的一面却是，他们的官爵更高，资历更深，更难驾驭，更麻烦的是，许多人还与朝中党派有牵扯不清的关系。而在以前，他要对付的，不过是种谔等区区数人而已——而且种谔这些人，想法与他其实也没多大的分歧。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在进攻作战之时的分歧，永远会比防御作战时要来得少。
不管怎么说，对付唐康、李浩、仁多保忠，甚至是郭元度，石越也不是一句“行军法”便威胁得了的。仁多保忠虽是异族，但有保驾勤王之功，忠心耿耿；唐康与他亲如兄弟，恃宠而骄亦是难免；李浩资历极深，又是新党，石越如果不想惹出大风浪来，轻易也不能定他罪名……便是郭元度，朝中也是有人的。
况且他能把唐康怎么样？别说他下不了这个手。就算唐康与他毫无关系，便在七月四日，他刚刚收到小皇帝亲自拟写的一份诏书，诏书中小皇帝不仅称赞了姚兕与拱圣军守城之英勇，还褒奖了唐康、李浩不惧强敌，救援深州的忠义，诏书称他们虽未竞全功，但大战契丹精锐骑兵，已令韩宝、萧岚胆寒。更重要的是，“袍泽有难，则感同身受，义之所在，则奋不顾身”，较之大宋朝一朝宣扬的契丹人“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卑劣，更是形成鲜明的对照，是大宋之所以必然击败辽人之铁证……
石越分明的感觉到，小皇帝已经不甘寂寞，在这场战争中，他已经开始一点点的宣示自己的存在，而且，只要有机会，小皇帝就嘉奖、称赞那些敢于进攻，敢于与契丹打硬仗的将领与军队，而不论其是非成败。
这分明是包含深意的！
皇帝的确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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