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陈庆远正在为他的火炮被范丘数落的时候，几十里外的灵丘县衙，正在大摆宴席。宴会的主人是大辽的灵丘县令檀迦，他的客人，则包括灵丘县丞、主簿、县尉在内，几乎灵丘县所有的头面人物。
大辽的这个边境小县，全县人口只有三千户。可是与西京道的许多汉人州县一样，在灵丘，也有七大势家豪族。这七家豪强，不仅控制着灵丘全县半数以上的田地，更加重要的是，每个家族都人多势众，并有许多百姓唯其马首是瞻。因此，灵丘令檀迦从宴会开始，目光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七大势家的族长们身上。
大约五天之前，檀迦收到耶律冲哥的信件，在信中，耶律冲哥再三嘱咐，要他切不可掉以轻心，务必慎始慎终，确保灵丘不失。对于耶律冲哥的杞人忧天，檀迦心里很不以为然。
大辽与南朝不同，即使是在太平中兴以来大兴科举，但科举出身的官员，依然属于少数。在州县守令这一级，科举出身之官员不足三成，其余的，无论是因为族群血缘、门阀势力，亦或是个人的能力声望，都可以归纳为“察举制”。耶律信在西京道经营日久，因此西京的地方守令，绝大部分都与耶律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在南朝，这种制度必然引发严重的地方割据，但大辽制度远优于南朝，朝廷内倚御帐、宫卫，以契丹、奚部为本，外有科举文官相维，以渤海、汉人为枝，这种国体政制上的根本区别，让割据之患，在大辽成为一种微不足道的风险。但在另一方面，在这种制度之下，要让受耶律信荐举担任灵丘令的檀迦多么尊重他的竞争对手耶律冲哥的命令，那未免有些强人所难。
当年檀迦也曾经跟随耶律信南征北战，颇立功勋，且略有智术，否则耶律信也不会荐他去当县令。因此，对于战局，檀迦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不愿意指责耶律冲哥胆小，但是他过于谨慎，并且对这场战争持消极态度，却也是有目共睹之事。在檀迦看来，耶律冲哥是完全有能力在河东掀起惊天风浪来的，可他却什么也不做。五六个月过去了，这场战争很可能就要结束了，他却来要他谨慎小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只是个姿态。战争结束后，耶律冲哥需要有所解释，于是他开始做准备了。
灵丘——休说灵丘城易守难攻，与瓶形寨之间的道路早已废弃难行，就算宋军来攻，万一他守不住此城，还可以退守东南二十里外的隘门天险，那里高峰隐天，深溪埒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宋军轻易是攻不破的，而蔚州、飞狐援军，却可以迅速赶到——可以说，灵丘是固若金汤。而南朝将领，也断不会如此愚蠢！在檀迦看来，灵丘其实已无战略价值，宋人要攻大同，自可出雁门或大石谷；就算真要取飞狐，也可以从定州倒马关北上——又何必舍近求远，去易取难，来攻打灵丘？就算夺了灵丘，想北进蔚州，还有隋长城与直谷关之险；经由飞狐古道去攻打飞狐——怎么看都是倒马关更好走些。
人人都知道，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灵丘县，都只是大辽朝一个最偏僻的边疆角落。它的户口，尚不及蔚州州治所在灵仙县的六分之一！这是个被人遗忘的地方，四年前，当灵丘令出缺的时候，就没有几个人愿意来此，檀迦若非其时已经四十五六岁，四处征战有些力不从心，兼他家乡应州浑源县离灵丘不远，他也不会愿意来灵丘。
而另一个现实，也证明了檀迦是正确的。
战争开始后，飞狐每户抽一丁，征召了约五千汉军，并有千余骑契丹骑兵协防；蔚州虽平时只有少量兵力，但灵仙县却设有宫分军提辖司，一旦有警，不仅可征召数万汉军，还可以随时征召起数以千计的宫分军来。而相比之下，灵丘县却连一个契丹人都没有，全是汉军——准确的说，是所谓的“五京乡丁”。
这固然与大辽一向的战争理念有关——大辽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崇尚将大军集结起来，集中力量，伺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关注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尤其是契丹本部兵力有限，条件亦不允许他们四处设防。因此各州县之防守，辽军往往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一方面，卫王萧佑丹设计的制度中，是依靠着各地宫卫提辖司、石烈为骨干，联合本地部族或豪强来守卫乡土；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到处都驻扎重兵浪费兵力与国力，而是根据敌人的行动而迅速的调兵增援。
比如在和平的年份，尽管是边界，灵丘县也没有驻军，只有县尉下面有十几号公人，还是轮流听差。战事一起，檀迦就立即征召了三千汉军来守备本县。而倘若灵丘遭到宋军袭击，附近的辽军都会向此增援，他们的兵力，也会成倍的增加——从法令上来，大辽是全民皆兵的国家，所有的成年男子，都有参战的义务。
当然，那仅仅只是法令，执行起来会大打折扣——虽然檀迦理论上可以在灵丘征召上万的五京乡丁，可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他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事。
同样的道理，灵丘只有三千五京乡丁守备的事实，也说明了灵丘真正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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