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凤知道许多的大臣都是支持战争的，但是他也了解到，他们同样也认为，议和也是一种必要的手段。甚至不妨一边打仗，一边议和。为了国家计，总得多准备几条退路。打了胜仗有打胜仗的议和法，两军僵持有两军僵持的议和法，万不得已，打了败仗也要准备打了败仗的议和法。
不过，这些原本都限于私下的议论。汴京的大氛围，是对辽国的蔑视，对胜利的自信，对战争的热切——普通的市民、年青的士子、中低级的官员，大多沉浸在这种情绪中。陈元凤所感觉到的这些微妙的态度，则主要存在于能真正决定大宋命运的那些衮衮诸公之中。
百姓愚蠢而极易煽动，年青的士子自以为聪明实则同样的蠢笨，至于中低级官员，绝大部分都不过是鼠首两端的墙头草，他们总是软弱的，为了自己的前程与乌纱帽。这都要谢谢石越——在报纸被管制的背景下，要操纵这些人，实在太容易了。
因此陈元凤很清醒的知道，哪些人的态度是重要的，哪些人的态度则是可以忽略的。
虽然到七月二日为止，御前会议还从未提过“和议”二字。
但这一切，终止于七月四日。
当天，御前会议得出结论，认为段子介兵败唐河之后，深州已难坚守，左丞相韩维的态度率先动摇，他对太皇太后表示：为长远计，大宋要同时做好战争与和议的准备。他宣称纵然战争最终获胜，大宋也不可能吞并辽国，两国最终仍要有一份和议，否则边患不止，非大宋之福。既然总是要议和的，那不如早做准备，边打边谈，倘若能由使者得到的，就不必非要用战争来获取。
他的主张立即得到了高太后的赞同。
尽管高太后与御前会议都声称这个变化并不是要停止与辽国的战争，而只是要给辽国“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这次政策的调整，仍然激起了一些强烈的反应。皇帝对此大为不悦，单独召见韩维面责之，却也因此被高太后喝斥了一顿。
这次风波普通百姓甚至中低级官员都无从知晓，宋廷不可能公开发封诏书宣称他们要与辽人议和，当然更不可能告诉臣民们，他们的皇帝反对议和。但陈元凤在汴京也有不少朋友，有些人甚至就在两府当差，而且在许多人来看，他还是范枢使亲信、赏识的人，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刻意巴结他的人也不少，这些流言总能传到他的耳朵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尽管，所有的关于“和议”的流言加在一起，在汴京数不清的流言中，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对于绝大部分的汴京市民甚至是一般的官员来说，他们在听到这些流言后，都会不屑一顾。对于朝中大臣那微妙心思的揣测，也是一件玄之又玄的事。
但有时候，真相与人心，便隐藏其中。
而陈元凤的确是一个擅长此道的人。
七月五日的晚上，当千里之外的深州，城墙已破，拱圣军血战一日之后，仅存的将士们随便坐卧在城墙上、地上，拌着冷水啃着干粮的时候；当三百里外的大名府，石越正给王厚、何畏之设宴接风洗尘的时候；在汴京的驿馆，陈元凤摒退左右，点起蜡烛，正在苦心构思着自己的奏折。
与预想的不同，来汴京三日，他只见过太皇太后一面，而且只是简短的几句问话，此后，他便全是与御前会议、两府打交道。显然，他需要做点什么，才能让高太后、皇帝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当然也有一点进展，连续两日，他拜会韩维、范纯仁，极力劝二人说服高太后，将更多的殿前司禁军调往河北，他向二人不断的保证大名府防线绝对安全，所以京师也绝对安全，不需要更多的兵力来守卫。同时，也是他建言，可以将新增的殿前司军队交由田烈武统辖。有些事情，他看得很透彻，在太皇太后眼里，田烈武是个如周勃一样忠义可信之人，即使他出自石越门下，但果真石越有任何不轨之事，天下最先站出来举兵反对的，必然是田烈武！
这一点上，高太后绝对是有识人之明的。
如田烈武、桑充国这些人，无论与石越私交再好，甚至也赞同他的政见主张，钦佩仰慕他的为人与能力，但是，如这些人，也是真正的君子。石越若蒙冤受屈，这些人能为救石越而不惜家破人亡；但若石越有任何对赵家的不忠之意，这些人也会是最坚定果断的反对者，他们会亲手将石越送进鬼门关，而不会有半分的犹豫。
高太后此时倒未必真的在猜忌石越，但是，身居她这样的位置，做任何决定，自然都会小心谨慎，她不见得是针对石越，任何人担任三路宣抚大使，都等同于将天下的兵权送到他的手上，若有可能，她都会做一些防范。就算是司马光在世，出任此职，也是一样的。
陈元凤对此洞若观火。
他能做到宣抚判官，不也正是因为这种心理么？范纯仁难道还不够信任石越么？但那又如何？信任是一回事，防范亦是必不可少。
因此，陈元凤游说韩维、范纯仁的主题便是：使兵权分于行营，而非聚于宣台！
御前会议应将绝大部分禁军，直接划入诸都总管府，宣台只能直辖最基本的预备部队，这并不会影响宣抚使司的权威，因为若有必要，诸参谋官、参议官、甚至勾当公事，都可以直接派往诸军，接掌指挥权——但却能有效的防范宣抚使兵权过重，直接指挥权与间接指挥权，在有些事情上，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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