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落的微尘
“生活才开始/雪地就挤出/它的埋汰脸/一个挨一个的/刀子嘴豆腐心。”这是我的《小商业点》一诗的开头。小商业点就在我家楼下，严格地说，它不算商业点，连小都算不上。它由一些流动的小贩们和一些临时摊位拼凑而成。当我站在七楼，它们就完全处在我视野之内。在冬天，因为寒冷，小贩们在白皑皑的雪地上缩头跺脚龇牙，守着小摊黑压压的，非常扎眼。
“糖饼、油盐饼、豆沙饼、韭菜合子、馒头、花卷发糕、大碴粥、小碴粥、炝拌菜、小咸菜……”这样富于各种腔调的高音叫卖组合，来自那小而寒酸的露天小摊。每天早晨、中午、晚间开饭时光，这声音总会如期而至，它们交织成一张网，疏而不漏地打捞小区每一个人的耳朵。谁都在那网里，生活也在那网里。我的小儿子常趴在阳台上模仿他们的叫卖声。在夏天他这样做，感觉很惬意，在冬天就不同了。小刀子的西北风嗖嗖地吹着，我儿子缩着脖子，在阳台上开窗喊两嗓子就偃旗息鼓。他感觉太冷，没什么好玩的。“那些人就不怕冷吗？”我儿子一脸疑虑地问我。我也常在阳台上观望这一切，在苍茫暮色的寒风中，在冰雪呼啸的地面，他们的喊叫硬邦邦，我在暖暖的室内听着听着就耳骨疼痛。当然，这种心情在夏天不是这样，他们分贝高了，我和楼内居民一样，要在阴暗而凉爽的室内诅咒。然而，日常生活里我们当中谁也离不开他们。
终日寄居在这儿，这些人好像长在那儿静立的枯木，低头就能看见。在那片空地上，他们穿皱巴巴的衣服，忠诚地守着自己的小摊。中午他们胡乱地吃上一口。黄昏时他们借路灯点一下毛糙糙的一角二角小票，把它们精心地码成一小沓，彼此快乐地交谈一天的收获。夏天晚间，他们的话语声在空地上特别响亮，似乎很满足和幸福，不，也许就是这样。
我认识他们当中很多人，有下岗的，有外地来打工的，有赶牛车来自乡下的。时间久了，他们和小区人熟了，东西从不贵卖，也不缺秤。那个终年戴袖套戴白帽子的妇人，皮肤粗糙黧黑，我买东西时她总是恭敬着多给我一些，弄得我不好意思常去买她的各种拌菜。其实她才四十岁，仅比我大五岁，但外表像一位大婶。她是我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的家长、本市针织厂的下岗职工，生活和疾病让她过早地衰老下去。她患过精神病，现在供一个女儿上大学。她称呼我为老师，谦恭地问我她姑娘还要不要继续考研。“要啊，要不工作不好找。”我想当然地说。“唉，那又得……”她突然就停住话头，实在地往我买的食品袋里又多装些拌菜。每天早上我上班，都看见她推独轮车去菜场购菜回来，一车的菜，绿绿的沉重。她要准备一天的生意，在家自制各种拌菜。我注意到她的脸，寒风让她的皮肤红紫而坚硬，像红松树皮。
在城市里，他们是被驱逐的一群，他们多半逃工商税、逃城管员的监察。常常在喧喊热闹的时刻，突然就一下静下来。在阳台上我看见他们一哄而散，游击队一样拖着大小袋子和秤，躲进隐蔽的角落中。然后我看见面容严肃的工商税务人员，看见市容监察车辆呼啸而来。他们高声大喝，抓住没有及时跑掉的，将他们的秤扔上卡车，踹毁木头货架，撕票据让他们交罚款。“我这是小本生意呀，大兄弟，放过我这回吧，交了罚款我这一天就白忙活了。”被抓的人可怜巴巴地恳求，然后痛苦地空着两手离开。第二天，我仍会看见他们，甚至他们有病，吃着药片，也会准时出现在那空地上。他们，顽强得让我奇怪。
有一次我非常震惊，我突然理解了那背后的无奈和坚韧。我看见我学生的母亲被抓住了，她在几个高大的人影中周旋和哀求。戴大檐帽的人公事公办，哈腰抬她的橱窗货架往车上扔。她突然冲出圈子，扔掉了手中的票据，死死地拖住货架不放。有几个大檐帽迅速拽住她，货架终于在一阵僵持对立中上车了。就是那一刻，就是一瞬，谁也没料到她竟然钻进了车盘底下，将脖子横在汽车那花纹轮胎下。她闭着眼，喘着粗气，任扬起的灰尘落在她脸上。她躺在那儿，我看见泪水从她眼中流出来。大车显然不能启动，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形成一个大圈子，在那空地上无声地沉默着。“老太太你起来，我们还要工作，有话我们好好说。”一位小头头模样的人蹲下来劝她。“我就指望它活着，我侍候一个有病的老伴和一个念书的大学生，我今后怎么活呀？”这车轮下闭眼妇人的诉说，是我从未听过的凄凉倾诉。戴大檐帽们聚在一起不知说什么，好一会，货架从车上卸下来了。妇人从车轮下爬出来，一身的泥尘，呆呆地伫立着。车开走了，执法人员也走了，她仍呆呆地伫立着。阳光钻出了秋天的云层，照亮了她的一身灰土，照亮了她的货架，就是没有照亮她孤单瘦弱的影子。
许久，我忍住了我爱吃的糖醋蒜和高丽辣白菜的诱惑。我怕见到她，我更怕她多给我小菜。
在这个日日暴富的城市，我楼下的小商业点就这样顽强地存在着。这一群柔弱而善良的、担惊受怕的、辛苦而又贫穷的一群，他们依然在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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