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丽莎·派伊从头到脚一身黑色装扮，站在走廊尽头的全身镜前打量自己。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又在纠结头上那顶装饰有三根羽饰和折皱面纱的帽子会不会有些夸张。法语里的那个单词是：多余。这顶帽子是她一时冲动从巴斯的一家二手商店里买回来的，付完款片刻之后她就后悔了。她希望光彩照人地去参加葬礼。全村的人都会参加，已经有人邀请她在葬礼后去“女王的军队”酒吧喝点咖啡或是饮料什么的。戴不戴这顶帽子呢？她小心翼翼地摘下帽子，把它放在走廊的桌子上。她头发的颜色太深了。她找人精心设计过发型，尽管蕾妮像往常一样技艺精湛，可那位新来的染发师绝对拉低了水准。她现在看起来很是滑稽，像是《家庭闲谈》封面上走下来的人物。好吧，木已成舟，她只能戴上这顶帽子。她拿出一支口红，仔细在嘴唇上涂抹，整个人看上去精神多了。事在人为，这一点很关键。
葬礼四十分钟之后才开始，她不想成为第一个到场的人。该怎么打发这段时间呢？她走进厨房里，盛过早餐的餐具还在等着她清洗。但她不想穿着这身最好的衣服去干活。桌上放着一本书，正面朝下。她最近在读简·奥斯汀的书——亲爱的简——她已经反复捧读了无数次，可她现在也不想读书。她下午会把落下的阅读进度补上，领略爱玛·伍德豪斯的伶俐多变。也许听听广播？或是再喝一杯茶，快速玩一把《每日电讯报》上的填字游戏？没错！这就是她要做的事。
克拉丽莎住在一套摩登的公寓里。埃文河畔的萨克斯比村庄里的许多建筑都很坚固，沿袭了乔治风格的建筑，用巴斯的石头砌成，带有气派的门廊，花园建在露台之上。你不需要阅读简·奥斯汀的作品，只要走出家门，你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她的世界。她原本更想住在主广场附近，或是教堂后面的那条教区巷里。那片地方坐落着一些精巧的别墅，端庄典雅，保存良好。温斯理排房四号公寓是匆忙建造起来的，公寓是再常见不过的布局：两间卧室在楼上，两间主厅在楼下。公寓正面的墙体涂着一层灰泥卵石浆，还有一小片方方正正的花园，完全不值得劳师动众地去修建。
除了一片小池塘，它几乎与旁边的那栋建筑没有分别。那片池塘是房子原先的主人辟出来的，里面养了一对很大岁数的金鱼。埃文河畔的萨克斯比村庄由此分为穷人区和富人区，二者的区别再明显不过；而她却置身于错的那部分。
她能买得起的只有这栋房子。她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这间狭小而方正的厨房，目光掠过网格状的窗帘、洋红色的墙壁、窗台上的叶兰，还有那枚挂在威尔士梳妆台上的小巧木头十字架，那是她每天早上醒来看到的第一件物什。她瞥了一眼摆放在餐桌上还没来得及收拾的餐具：一个盘子，一把刀，一个叉子和一罐剩下一半的金色碎屑[1]牌果酱。突然之间，强烈的情绪一时间涌上心头，这些年她虽然已经渐渐适应，但她依然得竭力压制才能按捺住这股冲动。她感到孤独，她永远都不该再回到这里。她这一生就是一个笑话。
而所有这一切只是因为十二分钟。
十二分钟。
她提起水壶，把它重重地扔在炉盘上，粗鲁地拧开煤气。这实在是不公平。一个人的一辈子怎么能够仅仅因为她出生的时机就被盖棺定论？她小时候在派伊府邸生活时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这一点。
她和马格纳斯是双胞胎。他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同在殷实的家底和种种特权的庇护下幸福快乐地成长。富贵加身，他们往后的人生也不需要为生计发愁。她以前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如今怎么会沦落到现在这般田地？
她现在知道答案了。马格纳斯恰恰是最先向她揭晓答案的人，他说了什么关于限定继承的规定，家族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如此。也就是说，这栋房子和全部的财产都归他所有，只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孩子，而爵位，当然也由他继承，因为他是男性。任何人都无法改变这一局面。她想过这也许是他胡编乱造的，只是为了惹她生气。但她很快就弄清楚了真相。在她大概二十五岁的时候，她的父母在车祸中去世，自那之后，一场关于财产分割的消耗战就此打响。房子正式交接给了马格纳斯，而从那一刻起，她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她变成了自己家中的客人，还是不受欢迎的那一种。她被迫搬进了更狭小的房间。当马格纳斯遇到了弗朗西斯、并娶她为妻后——也就是战争结束的两年后，她被委婉地劝说彻底从这里搬出去。
她在伦敦度过了凄楚的一年，在贝斯沃特[2]租了一间逼仄的公寓，眼睁睁看着存款用尽。最后，她成了一名家庭教师。还有其他选择吗？像她这样一个单身女人，能说一口还算流利的法语，会弹钢琴，可以背诵所有大诗人的作品，却没有其他拿得出手的谋生技能，她还能做什么呢？凭着一股子冒险的劲头，她去了美国，先是波士顿，然后是华盛顿。她待过的两个家庭实在是可怕，当然，他们对她视若粪土。即使在任何一个方面，她都可以说是经验丰富（虽然她自己从来没有亲口说过），也更高雅得体。还有那些熊孩子！在她眼里，美国的儿童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没有礼貌，没有教养，也不聪慧。不过，所幸她的薪水还算不错。她把自己赚的每一便士，每一美分都存了起来。十年后，在她终于忍无可忍时，得以重返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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