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咳两声，司马懿沉声说道：“治大国，如烹小鲜。”
“嗯？此话何解？”
嬴政一愣，他没想到司马懿会直接来这么一句。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一要义是以正治国。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言：“以正治国，以奇治兵，以无事取天下。”
治国以“正”，就是要光明正大，不能搞歪门邪道；
而治兵要“奇”，则要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人君者，隆礼遵贤而王，重法爱民则霸，好色多诈则危，权谋倾覆幽暗则亡。”
权术，一旦横行，便会把国家带入毫无秩序的混乱之中。
这样的国家，内耗必然增加，管理成本也会骤然上升，到了无法应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走向灭亡了。
目前大秦便是如此，若王上想要将解决唯有快刀斩乱麻。
具体来说，以正治国，就是要有一套保障国家机器自发运转的良性规则，而且这一规则能够一以贯之，不因人而废，因事而止。
一旦做到了政令畅通，国家这一组织系统就会健康运作，自动调节，而不需要管理者过多地干预。
从春秋道如今，各路诸侯为求自保纷纷变法图强，但真正变革成功的却寥寥无几。
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法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了太多人事和权术的羁绊，以至于虎头蛇尾、有始无终。
韩昭侯时期，申不害曾在韩国主政。
他打破血缘宗亲的束缚，重用贤才，锐意改革，把弱小的韩国带进了“当今强国”的行列。
但是，申不害有个哥哥，想借助兄弟的关系在韩国谋个一官半职。
于是，申不害便向韩昭侯求情。
可，韩昭侯却拒绝了申不害的请求，说了一句“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本来就是你主张的。
而现在，你又来为自己的哥哥跑关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可见，当国家的变革政策和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倡导变革的人自己尚不能坚持原则，新法推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变革成功者，唯有商君在大秦推行的新法。（知道是商鞅，所以不要纠结称呼。）
商君的新法，虽然目前褒贬不一，但却是“正”的。
其中，有功则赏，有过则罚，都按照法律的规定透明地执行，绝不玩弄权术、暗箱操作。
最为重要的是，赏与罚，都能及时兑现，决不失信于民。
据草民所知，商君刚开始变法的时候，法令已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他怕百姓难以相信，就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如果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就赏给十金。
百姓们感到此事蹊跷，没人动手去搬。
商君又说：“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
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拿着木杆到了北门。
商君立即命人赏赐给他五十金。
这时，商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最后得到了民众的信任。
治国以正，赏罚有信，是大秦在硝烟四起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商君虽用法苛刻，但身处乱世，诈力横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于民。
就凭这一点，足以治四海，平天下。
因此，大秦的律法是大秦强盛的根本。”
司马懿将第一个观点抛出。
“先生继续...”
嬴政双眼放光，显然听到了关键之处，不想司马懿就此停止，这时他心中的疑虑已经消失了大半。
“呵呵！”
司马懿微微一笑，略微思索一下说道：““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二要义是选贤与能。
这是一种看似平常，实则却高超的领导才能。
具体来说，就是要将合适的人安置在合适的位置，充分发挥其角色作用，而不是对具体的事务进行干预。
法家有位大成者曾在老子思想的影响下，曾提出过“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观点。
（这是韩非子提出的观点，在这里被司马懿借鉴了一下，希望各位看客不要纠结。）
在他看来，君主作为最高管理者，不必事事亲为，而是要学会将主动权交给手下的大臣，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在草民看来，君王的责任归结起来就是在于大的方略制定以及用人这块。
君王只要抓住了这两条，也就抓住了做王国的根本。
春秋时期，魏文侯曾与儒生田子方在一起赏乐饮酒。
魏文侯对田子方说：“我感觉编钟的乐声不是很协调，左边有些高。”
田子方听完后笑了。
魏文侯问：“你笑什么？”
田子方说：“臣下我听说，国君懂得任用乐官，不必懂得乐音。现在国君您精通音乐，我担心您会疏忽了任用官员的职责。”
魏文侯有所开悟。
魏文侯作为一国之君，要把国家治理好，只需要把好的乐官选拔出来就可以了，而不是去时刻关心“钟声不比”这样的琐事。
对琐事关心得太多，对大事势必糊涂。
因此，田子方批评他“审于音而盲于官”。
.....”
说到这里，司马懿便停止了第二个观点，他知道嬴政明白其中的含义。
其实司马懿心里有句话没说，那就是他的老对手诸葛亮，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最后将自己累死。
“嗯！”
嬴政听到这里，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老狐狸就是老狐狸，这口才真是没谁了！”
莫离感叹道。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三要义是无为而为。
无为，是老子道德经的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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