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年（1412年），不死心的朱高煦勾结成祖左右官员，诬陷皇太子。大理寺丞耿通上疏为其辩白，成祖以离间父子的罪名将其处死。同时，一些东宫官属也被牵连其中。永乐十二年，成祖第三次北征惨败而归。太子因“足疾”而迎驾稍迟。心情极不舒畅的成祖，看到臃肿不堪的皇太子怒不可遏。朱高煦又从旁煽风点火，成祖当场暴怒。为了开脱太子罪责，杨士奇等东宫僚属挺身而出，把所有的罪责全部揽在自己的身上。结果杨士奇等人被捕下狱，黄淮、杨溥等人更是入狱长达十年之久。正是这些大臣不计个人得失，才使得皇太子又躲过一劫。
反观此时的朱高煦，除了原有的战功之外，未能抓住机会进一步展示他在其他方面的才华；反而恃宠骄横，一再陷害皇太子以及朝中的正直朝臣，这给满朝文武留下了极恶劣的印象。留在朱高煦身边的大臣越来越少，他的政治生命也随之走向了终点。
朱高煦见父皇已无心立自己为太子，便决心放手一搏，在王府中私募军士三千多人，私造武器、船只，准备武力夺嫡，重走他父亲的路子。永乐十五年（1417年），他的私兵在外作乱，犯下命案，被兵马指挥使徐野驴找上门“讨人”。见如此小官也敢在自己面前造次，朱高煦一怒之下竟将朝廷命官活活打死。
这件事使朱棣大为震怒。他派人扒掉朱高煦衣服，绑在西华门的柱子上，要废他为庶人。太子出来求情，成祖才饶恕朱高煦。不过，此时父子二人的关系已经降至冰点。成祖将朱高煦改封乐安，并告诉太子：“乐安距北京不远，如有异常，可马上制止。”朱高煦此时深知，夺嫡一事已经没有半点希望，再不走，性命难保，便立即就封。此后他一直偏居乐安，再没有什么不轨的行动了。
然而，仁宣二帝对朱高煦始终抱有戒心。仁宗朱高炽继位后，朱高煦上书请求更换护卫，仁宗没有同意，只给了他大量金银牛马，以示慰问。八个月后，仁宗忽然暴卒。当时太子朱瞻基远在南京，回京途中，便有传言说朱高煦要在半路行刺。朱瞻基回京后立即戒严，谨防朱高煦偷袭。
朱高煦知道新皇对他极不信任。为了缓和矛盾，七月份，他派人到北京祝贺朱瞻基即帝位，并向新皇陈奏了四条利国利民的建议。然而，朱高煦在永乐时期为争太子位，谗害了许多东宫近臣。这些人此时身居高位，怎肯放过朱高煦。一时间，朝廷要诛杀朱高煦的传言四起。先是有御史向朝廷奏报朱高煦在乐安有种种不轨行为，接着山东文武官员和真定等卫所也不断有人告发朱高煦反叛。朱高煦深知这样下去必是死路一条，便一不做二不休，召集四方囚徒无赖编为军队，设立五军四哨。于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起兵反叛朝廷。
在大学士杨荣、尚书夏原吉的请求下，宣宗领兵亲征；并命郑王、襄王留守北京。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关成为前锋，率军向乐安进发。十天后大军便赶到乐安城下。把乐安城围得水泄不通后，宣宗开始了政治攻势：“今朕师已压境，王能悔祸，擒所倡谋者来献，朕与王削除前过，恩礼始终，王不失为宗藩，而子孙永保国。”就是向朱高煦保证，只要他真心投降，对于前事可以既往不咎。朱高煦本想反抗，但此时乐安城内已经人心惶惶，许多人想活捉朱高煦以邀功。朱高煦见大势已去，就秘密派人到大军营中，请求宽限一日。此时副帅王斌等人阻止他说：“宁可战死，也不能被活擒啊。”但朱高煦这时活命要紧，已经顾及不了其他，抛下部将，趁夜从后门逃出，向宣宗投降。宣宗如约不杀朱高煦父子，只将朱高煦废为庶人，禁锢在西安门内。但参与叛乱的护卫指挥王斌等人，当即被杀。天津、青州、沧州、山西等地的都督、指挥，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杀六百四十余人。
这就是正史所记载的朱高煦叛乱。但有一点需要注意，虽然诸多史籍中都对朱高煦叛乱进行了记载，但要么就是记载简略，要么就是照搬照抄《明太宗实录》和《明宣宗实录》，很多字句都毫不相差。而《明宣宗实录》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朱高煦叛乱的真凭实据。更要注意的就是，《明太宗实录》是在宣德元年平息朱高煦后编纂的，《明宣宗实录》是在宣德十年编纂，正统三年编成的。编修官也都是宣宗亲征朱高煦的扈从大臣，如张辅、杨士奇。这实际上是胜利者的记载。
细细品读旧史记载，我们不难发现，有关朱高煦叛乱的记载有很多疑点。首先，宣宗亲征从出师到班师回朝，前后仅半个月，而且亲征非常顺利，都是按计划行事。进展之快，很像一次预先策划好的军事行动。并且，朱高煦选在此时叛乱，也颇有可疑之处。这时距离仁宗去世已经一年半了，宣宗的皇位早已稳固。这点对于久经沙场的朱高煦来说，再清楚不过。他不趁皇位交替混乱之际发兵，却在宣宗皇位稳固之时下手，显然不符合朱高煦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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