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历史上的“红丸案”，此案最后不了了之，成为明宫一大疑案。
名家回眸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这样评价：朱常洛是明代传奇色彩最浓的一位皇帝，明宫三大疑案都与他有关。明神宗并不喜欢这位太子，他的位置曾一度岌岌可危，后来终于登上皇帝宝座，却因服红丸而暴毙。
熊廷弼之死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二十六日，熊廷弼被处死，传首九边，弃尸荒野。接着熊家财产被查抄，全家均受株连，其妻被系辱县庭，长子熊兆琏被迫自杀，女儿熊瑚吐血而死。然而，熊廷弼之所以被杀却不是因为其失守辽东，而是为阉党所陷害。天启初年，东林党人掌握了明廷的一部分权力，但与此同时，阉党势力也在逐步扩张。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东林党人左副使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阉党头目魏忠贤24条罪状，一次反阉党的高潮由此掀起。魏忠贤对弹劾他的东林党人恨之入骨，便密谋罗织罪名对东林党人大下毒手。为了罗织东林党人的罪名，魏忠贤诬陷东林党人收受熊廷弼贿赂，强加东林党人败坏封疆的罪名，然后，又杀害熊廷弼，借以打击东林党。
熊廷弼（1569~1625），字飞百，号芝冈，湖广江夏人。先世为南昌世家望族，曾祖时迁居江夏，后世代务农。其从小便聪颖好学，但由于家境窘困，因此只能边劳作边读书。20岁时家乡连续三年闹饥荒，全家几乎都没法活了，多亏一对卖油皮的夫妇不时给以接济，全家人这才度过饥荒。这段极其艰苦的经历对熊廷弼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29岁的熊廷弼中乡试头名，第二年又考中进士。二十七年（1599年），其被授为保定推官。先后在保定任职六年，其中有一年半的时间为负责代掌府印。作为推官，熊廷弼为官正直，明判是非，处理了很多冤案。当时明廷为了搜刮钱财，派矿监到保定，熊廷弼勇敢机智地与之进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百姓的负担有所减轻。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保定府因一场大旱爆发饥荒。在熊廷弼的建议下，巡抚汪应蛟率先捐款，最后共募集了数千两白银，以赈济灾民。在此期间，熊廷弼还亲往各地督查分发募金。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保定又闹水灾，到处汪洋一片，全靠官府储备的二万余石粮食，才使众多的灾民得以生存。当时，虽然熊廷弼政绩累累，但并没有受到重用。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熊廷弼升任工部屯田司主事一职，负责管理营造事宜。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又被改授浙江道御史，而刚到任便又被改为辽东巡按。
辽东是明朝的九边之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负山阻海，是明首都北京的屏障。万历年间，明在辽东设有总兵、巡抚、参将、兵备等官吏，并部署重兵，以防范土蛮、朵颜三卫和建州等卫内犯。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八月，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和巡抚赵楫放弃宽甸等六堡八百里地域，将之拱手让给建州女真，并强逼世代居住在那里的六万四千户居民迁往内地，事后，竟以召回逃人有功之理由向朝廷邀功。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六月，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认为弃地不是什么功劳，上疏弹疏李成梁，要求对弃地一事进行勘查，熊廷弼于是被授为巡按御史。
到任后，熊廷弼马上便展开了实地调查。在经过调查之后，熊廷弼上书朝廷，揭露赵楫、李成梁的罪行，指出他们的罪行“不可胜诛”。此后，熊廷弼又到辽东各地察看，“北抵黄龙，东抵鸭绿，南极于海，西至山海、锦义一带，间闻险阻，虽逼近虎穴、人迹罕到之处，无所不遍历，无所不相度”。他走遍了辽东各地，实地考察了辽东的地理形势和敌我情况，从而对之有了深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他提出采取一系列的保卫辽东的战略方针，并且还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
对当时的形势，熊廷弼认为：“西边的蒙古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无远志”，而东边的建州女真“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所志在我土地也”。因此，要巩固对辽东的战略防御，那么防御的重点就要放在对努尔哈赤所领导的建州的防范上。基于此，熊廷弼专门制定了“实内固外”、“以夷制夷”的方略来对建州女真加以防范。“实内之事非一，而屯田积储为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边并堡为大”。“屯田积储”和“修边并堡”这两个措施是紧密相连而又互相依存的。“壕墙修然后台军有恃而烽火明，烽火明然后趋避得早而屯寨固，屯寨固然后守御有赖而人民聚，人民聚然后耕种有主而田野辟，田野辟然后收获得利而财赋足，财赋足而后军食赡、馈饷省也”。要屯田就必须先修边，通过高城深池来对屯田积储的戍军加以保卫，而屯田积储所取得的成果又可以用来赡养军队，从而使明军的防卫能力得以提高。虏来则拒，去则勿追，而以生聚教训为主，即以守为攻。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