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盛极而衰——西汉最终宣告灭亡
盛极必衰似乎成了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规律。武帝之后，汉朝的辉煌没有持续多久，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自汉元帝之后，西汉的皇帝一个比一个平庸、无能，结果刘氏江山被王莽篡夺了。但王莽倒行逆施，使得本就糟糕的政治局面更加糟糕。百姓不满王莽统治，纷纷揭竿而起，王莽新朝最终在各路起义军的声讨中灭亡。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武帝元封至太初年间，桑弘羊先后被任命为代理大农令、大司农，制定并推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如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以及酒类专卖等重要财政政策，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盐铁官营等政策也存在一些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给农民造成烦苦，迫使农民反抗斗争日益频繁。加以连年对外战争，国帑匮乏，边用不足。因此，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武帝面对现实，不得不考虑改变其内外政策。
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在其所下著名的轮台诏令中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西汉初年的“与民休息”政策。
轮台诏令是汉武帝晚年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他的内外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后元二年（前87年），汉武帝死，少子弗陵即位，是为昭帝。遗诏以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与桑弘羊、金日、上官桀、田千秋等共同辅政。由于武帝以后，中朝权力多在尚书，加以武帝病危时，嘱托霍光“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所以武帝死后，“政事一决大将军光”。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为了统一大臣们的思想，保证武帝轮台诏令的贯彻实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下诏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有功名的儒生）文学（地方上有名气的儒生），询问民间疾苦所在，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会议。
盐铁会议的双方代表人物，一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当局，一方是霍光支持下的民间代表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60余人。这次会议前后进行了两次，前一阶段可以说是正式的会议，以盐铁、均输、酒榷等官营财政经济政策之兴废为讨论主题。后一阶段是在正式会议结束后，贤良文学向丞相、御史大夫辞行时所进行的又一场辩论，可以说是前次会议的继续，这次会议是以继续抗击匈奴完成武帝遗志为主题。两次会议的内容，汉武帝时庐江太守丞汝南人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经过“推衍”、“增广”，整理成《盐铁论》一书。全书共分60篇，各立标题，内容前后连贯，再现了盐铁会议的辩论情况。从《盐铁论》全书看来，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民间疾苦的原因问题。
文学首先提出：“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又说：“山海者，财用之宝路（重要来源）也。铁器者，农夫之死生（生命线）也。……县官（朝廷）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夫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民困乏。”因此，文学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将从事盐铁等事业的劳动力都调回到农业上去，认为这是“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之道，有利于巩固统治。文学所说的“进本”，就是重农，“退末”就是抑商（按此指官营商业），这是他们反对盐铁等官营政策的理论根据。贤良也对盐铁官营进行了非议，一则曰：“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务必符合指标），不给（给，通洽；不给，不合之意）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痛快）。是以农夫作剧（劳作繁重），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再则曰：“卒徒工匠，故（从前）民得占租（依法向政府缴纳租税）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价），器和利（锋利）而中用（合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质劣），用费不省，卒徒烦（烦苦）而力作不尽（不尽力工作）。……盐铁贾贵，百姓不便。”
除盐铁官营政策外，文学还对桑弘羊推行的均输平准政策进行抨击说：“间者（近来）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与百姓讨价还价，从中取利）。……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官府乱发号令），阖门擅市（垄断市场），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牟利。自市（各官署自采所需物资），则吏容奸豪（官吏和奸商互相勾结）。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囤积居奇），轻贾（不法商人）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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