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竹林深处的绝世琴声
“清谈之祖”——何晏清谈，亦称“清言”或“玄言”，是魏晋时崇尚虚无、空谈名理的一种风气。清谈之风肇始于汉末清议，大兴于魏晋，余绪延及六朝。其间善谈的名士层出不穷，而真正称得上开一代清谈之风的，当推被誉为“清谈之祖”的“傅粉何郎”——何晏。
何晏出身名门，兼富贵公子。后娶魏金乡公主为妻，岳母为魏沛王太妃，即魏武帝杜夫人。曹丕在位期间他并没有被授予任何官职，这可能是在宫中时即被曹丕所憎的缘故吧。曹丕即位后，一改乃父崇尚的刑名法术，转而效颦汉初的黄老之治，使中原士人轻五经而重《老子》。何晏自幼喜好老庄，又顺应潮流，得以精心研习老庄思想，步入名士之列。明帝曹睿太和元年（227年），他仍为冗官，闲散在家。
受东汉以来人物品评之风的影响，名士们希望一见面就给人一种美好的印象。因此，何晏十分重视仪容的修饰。《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同书注引《魏略》也说：“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傅粉何郎”即由此而来。这种优雅的风度，是名士追求人格美的外在显现。此风在两晋南北朝时更盛，成为名士风度的一种追求。
汉末，政教松弛，清议盛行，内容以“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后汉纪》卷二二）为主。汉魏禅代，文帝以九品中正制施政，致使天下无复清议。其实，“党锢之祸”以后，士人对于侧重政治的清议就望而却步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人物的品评。尤其是曹丕的黄老之治，更使老庄之学自然地纳入品评的范畴。至明帝太和初，人物品评已明显呈现出玄谈的色彩，真正意义上的清谈日趋形成。
与何晏相比，傅嘏、荀粲、裴徽成名稍早。其言已露出玄谈端倪。何晏与夏侯玄等友善，夏侯玄又与荀粲友善，于是出现了何晏、邓飏、夏侯玄并求与傅嘏交友之事，虽然荀粲从中说合，但因所尚分歧过大，何晏等终未能与傅嘏亲近。但是，何晏、夏侯玄、荀粲等人的结交与谈论，在太和之初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何晏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夏侯玄、荀粲等既为论友，他们清谈的内容应当基本相同，即已近后来的“三玄”（《老子》、《庄子》、《周易》）标准，他们共同筹划了魏晋之际的第一次清谈高潮。
何晏才情俊朗，又是皇室姻亲，在名士中享有崇高声誉。大将军曹真之子曹爽、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中书令邓飏等皆与之关系甚洽。他们不再恪守儒家礼教，纵谈老庄，相互标榜，成为早期的玄学家。明帝尚儒，面对经学废绝，士子浮华不务的状况，于太和四年（230年）曾下反“浮华”诏书，未见成效。太和六年，司徒董昭又上奏议，建议以法制之，帝从其议。于是，何晏、夏侯玄、诸葛诞、邓飏等十五人，以“浮华”之名，皆被罢黜。这就是震动一时的“浮华案”。
景初三年（239年），魏明帝死，齐王曹芳即位，曹爽、司马懿受嘱辅政。次年改年号为“正始”。曹爽辅政后，素与亲善的何晏、夏侯玄、丁谧等浮华友，得以翻身，皆被引擢以为心腹。何晏以才能被用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不久又擢升为吏部尚书，典选举。“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晋书·傅咸传》）作为敌对的傅氏成员，傅咸作如是评论，可见何晏任官选举，是颇有政绩的。
从正始元年（240年）开始，何晏逐渐成为执清谈界之牛耳者。每每聚会，口若悬河，驰骋辩才，得到了广泛的赞赏。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九八引《何晏别传》，记载了何晏在大规模清谈活动中作为“谈宗”的风采：“曹爽常大集名德，长幼莫不预会，乃欲论道，曹羲乃叹曰：‘妙哉平叔论道，尽其理矣！’既而清谈雅论，辩难纷纭，不觉诸生在坐。”何晏不仅是每次清谈的主辩，也是清谈活动的组织者、主持者。“何晏为吏部尚书，有威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以为客主数番，皆一坐不及。”（《世说新语·文学》）年少的王弼也在何晏组织的清谈活动中脱颖而出，与何晏接踵成为清谈盟主。他们共同掀起了魏晋第二次清谈高潮。
从内容上讲，明帝期间何晏等人的清谈以老庄为主。至正始间，已有明显的糅合儒家经义的倾向，而这种杂糅也是先自何晏开始。“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司马师）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深”、“几”、“神”皆出自《周易·系辞》，何晏援引儒家经典之语入清谈之中，显然表明已是“三玄”兼顾了。它标志着玄学清谈已经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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