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相当于没收土地搞土改，如果非要没收，那就要准备闹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千万别指望某个阶级或某个利益集团会束手就擒，平白让另一个阶级消灭掉。
晋商狡诈如斯都没有斗过京畿马贩，官僚集团未必就能比晋商高明多少。
朱翊钧到底是现代人，比崇祯皇帝觉悟高，知道要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看待问题。
因此也明白除了想横插一杠捞好处的宦官太监，官僚集团是绝不会为皇帝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的。
裁了临时工，百姓减轻了负担，皇帝获得了贤名，主张裁撤的官员却有可能因此断了仕途。
即使言官秉承上意不出面干涉，但万历朝常见的斗争手段是写匿名揭帖张贴大字报。
而在官场混过十几年的人，有几个干净得可以经住这种匿名大字报的疯狂攻击？
海瑞当年一分钱不贪，都有人另辟蹊径，把海瑞家宅内部的妻妾争端翻出来，抖落到皇上跟前去。
如今的满朝文武之中，又有几个在公德和私德上都超过海瑞的清官呢？
朱翊钧心里清楚，“干净得无可挑剔”，就相当于一道限制官僚裁员资格的高门槛。
明朝三百年的官僚集团中，未必能挑出几个够资格的人。
再说徐泰时又不是没有退路。
倘或朱翊钧现在一下旨，徐泰时大可以上疏乞骸骨，撂了太仆寺的摊子，回苏州老家继续建他徐家的园林去。
人家的主业是晚明有名的建筑家兼园林设计师，当不当官都不影响他成为苏州名园的建造者。
说不定当了官还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才智难伸呢。
因此朱翊钧当然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徐泰时身上。
“本”不是徐泰时，治了徐泰时也对马政无益，还不如太平些省省力气。
按照崇祯皇帝的经历来看，官僚集团是有反弹作用力的。
皇帝往下颁布的每一个政策都会被官僚集团成功反击回来，最终受害者不是转嫁给朝廷，就是转移到百姓头上。
所以李自成后来造反的时候在檄文中就十分同情地评价崇祯皇帝道，“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意思就是，皇上其实并没有多坏，却总是被包藏私心的臣僚们蒙蔽着，因此天下百姓才以为皇上像隋炀帝与汉桓帝。
推己及人，朱翊钧虽然没有乾纲独断的性子，但也并不想当一个时刻被反贼深深同情着的皇帝，
“马政吸食的是百姓的血肉，朕不过是少了几匹马，百姓却是有倾家荡产、卖儿鬻女之忧。”
“既然太仆寺的运转用的是百姓上缴的俵银，那理应由百姓来监督太仆寺的收支出入。”
太阳渐渐沉了下去，殿内的光线也一点一点地黯淡了下来。
皇帝的脸从昏黄惨淡的阴阳交界处摆脱出来，变成一种肃穆得近似于朝奉祖先的表情，
“太祖皇帝当年颁布的《大诰》中，不就有一条‘民拿害民官吏’例吗？”
以明朝历代帝王的经历来看，和朱翊钧一样当过“老百姓”及“普通人”的只有朱元璋。
朱元璋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于某种程度上和朱翊钧是相通的。
朱元璋也认为真正能阻挡官僚逐利洪流的只有老百姓，因为官僚收益的源头正是民脂民膏，所以只要民众能保护好自身的血汗，官僚集团便无处入手。
朱元璋看出了这一点，他也寄希望于人民。
因此朱元璋在建国之处就颁布了法律地位和量刑程度都远重于《大明律》的《大诰》。
其中特别针对害民酷吏设置了许多“群众监督政策”，规定百姓有权力将害民的基层官吏绑缚进京，交予皇帝处置。
换句话说，“群众监督”也可算得上是一项朱元璋当年精心布排的“大明祖制”。
现代老百姓朱翊钧为了发布自己构想中的“群众监督政策”，不惜拖出朱元璋的“群众监督政策”作投路石。
张诚回道，
“太祖爷用心当真艰深。”
张诚只说了那么一句，接下去就不敢在这个话题上多张嘴了，
“皇爷若是举棋不定，不如先将马政的事放一放，这辽东呈来的奏疏……”
朱翊钧却不肯放过他，
“朕是想恢复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如何在你看来便是举棋不定？”
张诚张了张口，道，
“太祖爷虽有祖训，但《大诰》早就在建文……庶人主政时就被废除了。”
“后来成祖爷为维护祖训起兵，即使恢复了《大诰》，但在永乐十九年时也下旨说要一律依《大明律》拟罪，不许刻意罗织从重从严。”
“仁宗爷即位后更是以军民动辄绑缚凌辱文武官为有伤大体，下令只许被害之人赴合上司陈告，不许擅自绑缚，违者治罪。”
张诚罗列完朱元璋之后三位大明天子对《大诰》的实际态度就不吭声了。
事实上他也不需要吭声了，事实胜于雄辩，朱元璋生前最看重、最宠爱的两个嫡亲孙子在即位之后均不约而同地第一时间废除了《大诰》，足可见《大诰》在统治集团内部并不受待见。
张诚虽然不敢把话说得太直白，但他的逻辑很明晰的。
明太祖特别赋予了百姓群众监督的权利，也担心子孙后代废除他的良法，还专门写了《皇明祖训》来预防，却不想后头那三位皇帝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兜了一个巨大的圈子，又回到了红巾军起义前的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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