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乱一直都没有停，是骚乱，不是暴乱，也就是零零星星的武装袭击事件，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才是暴乱。这些居民手里有枪，我们是知道的，但我们不方便强制收缴。因此，骚乱隔三差五便发生，大多数都是在夜里发生的，基本上是针对巡逻部队，也有极少数是袭击我们的交通站、岗哨等机构。情况都差不多，一支我们的小规模巡逻部队在开进某条黑暗的小巷子里后，两边的楼上便突然冷不丁地呼啸出一串子弹，给我们不断地造成了零零散散但积少成多的伤亡。我们没办法对付这种袭扰性的偷袭，因为这些武装分子是暗中拥有枪的平民，拿起枪会打我们，丢掉枪就又变成了平民，并且周围的平民都是他们的眼线或共犯，不会告密，反而会帮助武装分子偷偷监视我们，这是苏联人的那种‘全民皆兵’模式，十分棘手，很难对付。我们艰难地忍受着这种局势，但有一次我险些就忍不住了。三连的一个排在一天夜里进行巡逻时遭到偷袭，死伤了十多个弟兄，排长带着剩余士兵扛着受伤士兵以及阵亡士兵的遗体，勉强杀出一条血路，结果发现有一个背着受伤弟兄的士兵掉队了，两个人都没有跟上来。排长急得两眼冒火，在出事地点周围搜寻了一整夜，但没有找到，结果第二天早上，那两个士兵被发现了，吊在一栋废弃的楼房上，死了，让我们悲愤至极的是，这两个士兵都是被斩首杀死的。两颗血淋淋的脑袋被挂在楼房窗口上，没有头的尸体被扔在地上。那个排的士兵们都险些崩溃了，排长红着眼睛在原地咆哮嘶吼道‘是谁干的？给老子站出来！偷偷摸摸算什么本事！’但周围居民都还是用那种冷淡的眼神看着我们，凶犯肯定就在他们中间，但我们却找不到，也不能展开报复。我当时怒火万丈，准备下令血洗出事点所在的城区，但团长阻止了我，要求我‘以大局为重’。我怒不可遏，我厉声问团长：‘我们自家的弟兄怎么办？那两个被砍头的弟兄怎么办？就让他们死得不明不白？我们怎么跟他们的家人交代？’
团长支支吾吾地道‘我们跟逊尼派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绝不能火上浇油...’
我跳起来吼道‘那我们就要被他们杀？让他们杀得称心如意了，关系就好了？凭什么要用我们的鲜血来修复关系？我们连自家弟兄都不能保全，还要搞好跟这些异国人的关系？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团长哑口无言，但就是不允许我‘意气用事’。
但我不能让我的弟兄白死，哪怕丢了官，我也要给他们报仇。我命令部队封锁了出事点所在的城区，展开拉网式调查，还特地调来军犬搜寻凶器，结果在七户居民家里搜到带血的砍刀，以及几支英国的李恩菲尔德步枪和几百发子弹。我和弟兄们都咬牙切齿，我命令把这七户居民全部抓起来，共四十五个人，我通过翻译，要求他们自己交出凶手，但没有结果。愤怒之下，我命令全部枪毙，在行刑前，副营长问我，妇女和小孩怎么办？我当时想了想，命令妇女和十五岁以下的小孩可以免死，剩下的二十八个男子都押去枪毙，以此告慰我们那两个弟兄的亡魂。
团长获悉后十分恼火，把这事汇报给了师座，结果挨了师座一顿臭骂，被师座骂做‘迂腐’。实际上，这种事已经发生了好几起，也促使师座最终狠下决心，在全城展开全面的强行收缴居民手中武器的行动。结果彻底激化了我们和当地居民的矛盾，骚乱数量陡然间激增，规模也越来越大，超过一千的居民因为拒绝交出武器而被我们当场击毙。扪心而问，我们做的并没有错，但确实在客观上彻底让我们和当地居民水火不容了，最终爆发了全城大暴动。...”
北华军是在九月二十五日攻占了基尔库克，随后于九月二十九日进攻埃尔比勒，埃尔比勒战事展开五天后，当地英军抵抗非常顽强，且从摩苏尔不断抽调部队增援埃尔比勒，大有与北华军在埃尔比勒展开全面决战的势头。激战一星期，北华军累计伤亡一万余人，但进展并不大，踌躇再三后，赵海军命令第120师从基尔库克抽调一个团增援埃尔比勒。
之所以抽调北华军自家部队而不抽调数量更庞大的伊朗军来增援，是因为北华军各级军官普遍都看不起伊朗军的战斗力。以下这番对话就证明了这一点：
孙立人：“军座！我部昨日深夜抽调一个加强团突袭大扎卜河畔的凯莱克，但英军早有防备，我部突袭部队攻击受挫，伤亡一千余人，按照我的估计，必须要增加三千兵力进行补充和加强，才能在明天拿下凯莱克，但我手里的部队都撒了下去，希望您能给我增加点部队。”
赵海军：“这个...我手里也没有多余的部队，这样吧，伊朗第五师就在距离凯莱克不到五十公里的地方，我把伊朗第五师调给你指挥，这个师齐装满员，一万两千多人呢！”
孙立人：“我不要那些伊朗军，你还是给我们自家的部队吧！三千没有，一千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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