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摩苏尔战场上，北华军再度使用了“损招、阴招”。
其实，北华军之所以在战前把自己的作战计划通知给敌军，并非狂傲，而是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为了恫吓盟军，打击盟军的士气和意志，同时在城内制造大规模的社会性恐慌，实际上，这个效果已经体现出了，获悉城外的“异教徒侵略军”要用毁灭全城的野蛮办法来征服摩苏尔，全城的百万居民无不惊恐万分，虽然盟军方面极力安抚，但摩苏尔仍然是人心惶惶、动荡不安，两三天后，当看到城区中间的河段水面骤然增长，涌出河道的河水开始蔓延向河段两畔的城区，城内彻底炸开了锅，居民们的惊恐情绪极度膨胀，到处都是大祸临头的恐惧气氛，互相见面时人人面如土色，同时城内还谣言四起，这些谣言又因为以讹传讹、三人成虎的效应而滚雪球般一发不可收拾，混入城内的联军间谍或被联军收买的居民到处散播谣言，比如“英国佬和美国佬其实已经想跑了，他们只是为了防止我们拖他们的后腿而故意不说罢了”“那些白种人在本质上也是异教徒呀！他们已经抛弃了我们！他们的车队已经开始把他们一波波地撤退了”。说到底，摩苏尔城内的居民已经非常恐惧了，但一开始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逃难人群，一来是因为盟军竭尽全力辟谣，声称盟军绝不会放弃摩苏尔居民，二来是因为摩苏尔居民对城外的北华军充满仇恨和恐惧，认为“出城会落入那些东方异教徒手里是必死无疑，留在城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北华军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向土耳其、沙特等中东逊尼派势力证明自己的“清白和诚意”。执行这项计划时，远征军总部十分坦白地把计划向土耳其、沙特等方和盘托出，自然遭到了极力的反对。卫立煌解释道：“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为大局着想，为最终胜利，我们只能这么做，我们毕竟是军人，胜利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这场作战关系到我军、我国、整个联盟国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要采取非常手段和非常态度；另外，我们的真实目的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城内盟军投降或城内居民投降，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会妥善对待城内居民，无论是逊尼派穆斯林还是什叶派穆斯林，我们都一视同仁。我们来到中东，只是为了把西方殖民势力驱逐出去，帮助中东人民获得解放并构建符合中东人民利益的新秩序，我们无意插手中东当地的内部争斗。具体的，请诸位拭目以待。”
这番措词颇为强硬但也保留很大余地的解释让土耳其、沙特等方面不得不为之让步。
在北华军展开堵河放水工程第五天的时候，摩苏尔居民终于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逃难人潮。俗话说，蝼蚁尚且贪生，更何况是人？虽然狂热的宗教信仰能够让这些伊拉克人在战场上悍然不畏死，但那也只是维持期较长的血气之勇，时间到了，还是会泄气。赵海军等一批将领在面对中东的宗教问题时，持强硬态度，主张“以杀止杀、以暴制暴”，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北华军将领都赞成这样做，中基层官兵赞成者更多，因为北华军一开始煞费苦心地实施了各方面的怀柔手段，但效果并不很明显，伊拉克人稍微一经挑拨，马上就与北华军“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名北华军的上尉连长曾十分恼火地对战地记者说起一件事：“...我带着我的连奉命驻守铁路线上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有一百来户人家、三五百人口，接受了命令后，我和弟兄们开入村里，从驻扎的第一天开始，我和弟兄们就像刚嫁过门的小媳妇一样小心翼翼、战战栗栗地伺候那帮伊拉克人，按照上级分发的小册子上写的，我们在村外住在野营帐篷里，不敢惊扰村里的百姓，除了正常的操练和巡逻，我们还特地去那些居民家里给他们干活，也就是担水劈柴之类的活计，结果呢？我们点头哈腰、满脸堆笑，那些伊拉克人却冷眼冷脸地看着我们，我们热脸贴冷屁股，他们却一脸厌恶和不耐烦，最可气的是，我们辛辛苦苦从几公里外的一个绿洲里给他们运来水，每运一桶水就起码要流半桶的汗，结果他们转身就倒掉了，好像我们在水里下毒了。后来知道，我们帮助他们运来的水在他们看来是‘被异教徒玷污过的’，是肮脏的。妈的！弟兄们都气坏了！”
赵海军曾对被中东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卫立煌提议道：“总座，我们何必要对那些不知好歹的伊拉克人以礼相待？我们对他们以礼相待，他们又怎么对我们了？依我之见，既然他们不吃敬酒不吃，那我们就让他们好好地吃罚酒。反抗者，杀无赦！不稳定分子，杀无赦！我就不信他们还敢不老实！”
“短视！”卫立煌嗤之以鼻，“真要这么做，就等于彻底激怒了伊拉克人！激怒了整个中东穆斯林世界！你杀一千个人，就会逼迫一万个甚至十万个人来反抗我们！”
赵海军不以为然：“总座，您看得比我远，但还是不够远。杀几千几万管什么用？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才管用！伊拉克共有一千万人，我们杀一万，他们会对我们咬牙切齿，我们杀十万，他们会对我们恨之入骨，但是，我们杀一百万甚至两百万、三百万，他们还会恨我们吗？他们到时候只会感到恐惧！会发自骨子里地害怕我们！谁还敢闹事？谁还敢反抗？谁还敢不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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