驷弘当然知道，甭说一战、就算战上十年也未必能灭亡宋国。而曹伯阳已经退化成天下最愚蠢狂妄的君主。权衡利弊，驷弘认为宁可与大宋国保持和睦的邻邦关系，也不应被一条小小的疯狗拖入战争泥潭。
驷弘把宋太子召来，向他宣布了撤军决定。随后两人举行了歃血仪式，但是驷弘并没有要求太子充当人质，而是将他以礼送出军营。
这真是令全体宋国人振奋的消息，宋景公终于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放手进攻了。
曹伯阳深感烦恼，他派使者到晋国和北狄处求援。
此时赵鞅的目标仍然在北方，他说：“志父并非不想劝宋军撤军，可惜力不从心那。志父如果有力，当初早把宋人劝回陶丘做生意去了；宋公当初不听我的，现在就更不愿意听了。因此曹伯的请求不是我能做到的。”
北狄则拒绝得十分痛快而直接：“华夏诸侯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可能穿过郑、宋、卫去援救曹国。”
出使晋国的使者顺利回到曹国，但是派到北狄的使者却在途中被公孙强截杀了——他不能允许能给自己造成危险的消息传到曹人耳朵里。
但是曹国的军力仍然完整强大，防线仍然固若金汤。
在宋景公召集的某次战术会议上，右师乐溷说：“公子城是首道防线的指挥官，他与公孙强素来不和。我军一旦发动攻势，最先战死的都将是他的部下；而我军如果失利，‘布防有方’的功劳又会落到公孙强身上。我和公子城有些交情，事先也在私下里和他交换了一些看法。他认为是公孙强把曹国逼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恨不得将公孙强碎尸万段。所以我想，君主如果能对他做出某种许诺，臣有把握说服他临阵起事。”
宋景公说：“大不了废曹伯阳立他呗？寡人准了！”
公子城很快接到了乐溷的密信，信中称如果他能帮助宋军推翻曹伯阳的统治，宋景公愿意立他为君。
公子城内心犹豫不决：他虽然憎恨公孙强，但是更不信任宋国人。他认为宋国人已经确定生出灭曹之心，绝不会为了他而保留曹国社稷。乐溷既然提出了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那么最后倒霉的只能是自己（比如说他“意外”丢了小命，宋国人就不必再为承诺负责了）。但是如果不做回应，他的军队将会面临宋军的猛攻，公孙强也绝不会伸出援手，而是会坐视他被宋军消灭。
公子城思前想后，提笔给乐溷写了封回信。乐溷展开一看，信中写道：“曹国之灭亡的预兆数十年前就显示出来了，公孙强的出现正好印证了孟辉所做的妖梦。我不敢违抗上天的意志，也没有过多的奢求，只是想尽量使两国少死些士兵，使曹国民众免受涂炭。因此我可以帮助大国除掉那个国贼。但是成功之后，我只需要一块足以求食的土地就满足了，我绝不贪婪过分的权势和财富。”
乐溷把信呈送给宋景公看。宋景公说：“城是位有智慧的君子，寡人会尊重他的想法。”
乐溷和公子城于是制定了一个苦肉计。数日之后，宋军开始进攻第一道防线，先锋是乐溷的儿子乐郑。结果由于宋军用力过猛，乐郑竟然深陷敌军重围被俘虏了。
公子城“大喜”，立即向曹伯阳汇报了战果。宋国使者进入敌军防线，要求与曹国人谈判。曹伯阳坐不住了，他决定亲自莅临前线，对着宋国人好好抖抖他那华夏“未来霸主”的威风。这种往脸上贴金的事情自然少不了公孙强，他紧跟着曹伯阳来到前线。但是两人进入前营不多时就被公子城拘捕了。
公子城见计划进行得如此顺利，不禁生出了自立为君的邪念。他的儿子说：“人喜欢冒险的原因是存在贪念和侥幸。宋君为了灭曹，不惜与郑国全面开战，其心可谓坚决。郑国被迫做出让步，也是因为看透了这点；天下人都明白，父亲也是一样。但是父亲为什么到了这时又反悔了呢？不要心存侥幸了！父亲虽然拘捕了君伯，但是并没有控制曹国；如果此时再得罪宋人，后果可想而知。曹国已经无药可救了，所以还是履行对宋人的诺言吧！”
公子城这才放弃了贪念，进入宋营与宋景公进行了歃血仪式。稍后公子城将曹伯阳等人交给宋国人，曹军放下武器，宋军开入陶丘，接管了曹国首都。建国六百三十余年的曹国就这样灭亡了。
宋景公把曹伯阳和公孙强押解回商丘，当着国人的面，像处决奴隶那样吊死了两人。
曹国虽小，宋国灭曹却是震惊天下的大事。武王克商六百多年后，商人的后裔终于灭掉了文王后裔中的一支。这起事件如果发生在以前，宋景公肯定会被扣上“桀纣再世”、“复辟旧商”的帽子，必然会遭到华夏诸侯的围攻。但是到了如今，诸侯都认为曹国灭亡纯属咎由自取，曹伯阳死了活该；周德之衰，可见一斑。而晋国既没能从源头上制止曹伯阳胡作非为，也无力阻止宋国灭曹，这就意味着昔日里天下的秩序已经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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