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一月十七日，多尔衮出生于辽东赫图阿拉城，生母名阿巴亥，乌喇那拉氏，是乌喇贝勒满泰的女儿，比努尔哈赤小三十一岁，她早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一月满十二岁时嫁给努尔哈赤。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1620）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体弃滚代皇后富察氏开始的。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此外，代善由于处处计较而失去乃父的欢心，又听信后妻的谗言而已子硕讬，这就为觊觎其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造成了前面所说的其“太子”地位的被黜。这样，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许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天命元年（1616）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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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煊赫：
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晋为皇叔父摄政王后，一切大礼诸如围猎、出师等时，王公贵族俱要聚集一处待候传旨，还要“列班跪送”多尔衮。若其回王府，则需送至府门。如遇元旦、庆贺礼时，文武大臣在朝贺顺治帝后，即去朝贺多尔衮。上朝时，多尔衮于午门内从便下轿，而诸王需于午门外下轿等等。上述所有仪注都表明一点，即多尔衮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同时，由于明末党争激烈，清初又大量引用旧人，因此明末党争积弊在清初政局中反映出来，并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以弹劾冯铨案形成了南北党争的中心内容。是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矛头直指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高层官员中如洪承畴、金之俊等均是南方人不会支持冯铨。多尔衮考虑到冯铨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于满洲贵族，如果处罚了他们，朝中南方官员得势，于清朝统治可能发生不利影响。所以过了十天，多尔衮仍未表态。但出于对稳定整个形势的考虑，他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在朝中公开申斥了龚鼎孳，仅将李森先革职，而对其他人并未深究。多尔衮通过双方的斗争更好地利用他们，借此达到他以汉治汉的目的。
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多尔衮以为皇帝信符收贮于皇宫之中，每次调兵遣将都要奏请铃印，十分不便。于是，即遣人将皇帝玺印都搬到自己的府中收藏备用。从是年起，多尔衮所用仪仗的种类与皇帝等同，均为20种，只是在每一种类的具体数目上比皇帝略少一些。而辅政王的仪仗则只有15种，明显逊于多尔衮，说明多尔衮与皇帝的差距越来越小。
顺治四年（1647年）以后，如果官员奏书中将“皇叔父摄政王”还称作“九王爷”，或是不用全称而丢字漏字的话，都会受到革职处分。而且“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远停止”，多尔衮再不用向顺治帝行礼了。
顺治五年（1648年）末，多尔衮又向前进了一步，变成了皇父摄政王。其后，多尔衮“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即是说多尔衮不仅实权在握，而且在礼仪排场上也开始向皇帝看齐。凡一切政务，多尔衮不再有谦恭请示之举，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旨，俨然如同皇帝。而且，任人唯亲，任意罢免和提升官员。特别是“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命令上述人等每日于自己的王府前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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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最后：
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多尔衮追尊生母太祖妃乌喇纳拉氏，尊为“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祔享太庙。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跌伤。十二月十二月初九（公元1650年12月31日），多尔衮薨于古北口外喀喇城，年三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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