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王朝的最后时光
经过明末宫廷三大案后，明朝朝政更加混乱。天启年间，熹宗宠信魏、客，使得魏忠贤权倾朝野，形成阉党。阉党残酷地迫害东林党人。思宗即位后，一心图治，首先计杀魏忠贤，尽诛阉党。明思宗自身的缺陷以及明朝的内忧外患使其不可能真正挽救明朝，他性格孤僻褊狭，且刚愎自用，袁崇焕冤死即是一例。因此，在和后金的争斗中，明廷丝毫也占不到上风，同时又爆发了张献忠、李自成等摧枯拉朽式的农民大起义，万般无奈之下，崇祯帝自缢煤山。在吴三桂的帮助下，清军在山海关之战后顺利入关，宣告了明王朝的灭亡。
明光宗死亡之谜明光宗朱常洛（1582~1620），明代第十四位皇帝，年号泰昌，明神宗朱翊钧的长子。在位仅一个月，因病后服红丸而死，终年三十八岁，葬于庆陵（今北京市十三陵之一），是明朝在位最短的一位皇帝。
明光宗的生母恭妃王氏，原只是慈圣皇太后的宫女，明神宗偶然临幸而生皇子。但明神宗宠爱郑贵妃，将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视若掌上明珠，并一度产生过废长立幼的想法。他先是册封郑氏为贵妃，不久又提出了三王并封的主意，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的地位，只是为朝臣所阻而没有成功。在册封太子的问题上，大臣们和皇帝的争斗激烈，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才在朝臣的极力谏争和慈圣皇太后的支持下，被册立为皇太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国本之争”。
当上太子后的朱常洛，面对朝内党争和宫闱纠纷的威胁，在各方面的表现都中规中矩，让明神宗找不到废太子的理由。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明神宗病逝，朱常洛于同月丙午日继位，改年号为“泰昌”。
朱常洛继位后，进行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使朝政有了些起色。
当年，在“国本之争”中，神宗宠妃郑贵妃使尽了手段，甚至还出现了“玉盒密约”事件，因此，郑贵妃担心一朝登上皇位的朱常洛会因前嫌而报复自己，于是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勾结朱常洛所宠幸的李选侍，请求朱常洛立李选侍为皇后，李选侍则请朱常洛封郑贵妃为皇太后为回报；另一是进献美女以取悦于朱常洛。
对于郑贵妃送来的美女，朱常洛照单全收，这在《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中均有记载。朱常洛本来就因为生活压抑而身体虚弱，骤然要承担如此多的政事，又贪恋美色，“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一生二旦，俱御幸焉”，根本支撑不住，即位才十天就病倒了。八月十二日，一心想做一个好皇帝的朱常洛拖着病体接见大臣，大臣们看到皇帝形容憔悴，“圣容顿减”。八月十四日，召内侍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草草地看过之后，用了一剂“通利药”（即大黄）。大黄的药性是攻积导滞，泻火解毒，相当于泻药，所以服下不久，朱常洛便觉不适，一昼夜竟腹泻了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
后来，朝臣们对崔文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杨涟认为，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心叵测。当时，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原皇太子妃郭氏两家外戚也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因为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以后，升崔文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大家都认为是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帝进“通利药”的。
八月二十二日，朱常洛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大臣，六品的给事中杨涟也在其中，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此时病急乱投医，虽然自知命在旦夕，但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服药之初，朱常洛觉得很舒服，一个劲地夸李可灼是忠臣，并传谕众臣：“朕用药后，自觉身心酣畅，也想吃饭了，卿等放心。”到了傍晚，朱常洛担忧药力缺乏，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但这次他的感觉却是十分不好，第二日（九月初一）五更时分，在召集诸臣见了最后一面后，这位登基只做了短短一个月的皇帝，就带着满腔遗憾离开了人世。
皇帝暴毙，大臣们纷纷指责李可灼的“红丸”是断送皇上的罪魁。红丸到底是什么药，是否有毒，崔文升为什么要向皇帝进泻药，这些都已无法弄清。后来，有人指出朱常洛服用的“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是用女子经血、秋石、人乳等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本来身体虚弱的朱常洛，一下子服用两味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药物，岂能不暴毙而亡！而有人则认为因郑贵妃请封皇太后而不许，怀疑是她指使李可灼下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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